走出圍城的困惑
凡是看過錢鐘書先生名著《圍城》的人，一定都會對錢先生的夫人——楊絳女士的這段題記記憶深刻：“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站在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婚姻也罷，事業也罷，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
“圍城現象”廣而思之，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它反映于方方面面。四周圍牆閉合，一切有形的和無形的，皆圍在其中，阻斷了內外的交往與溝通。裡面的，渴望精彩的外部世界；外面的，望著高大的城牆，激發了獵奇心理，渴望一窺裡面的神秘。然而，厚實的圍牆拒絕了渴望，導致了內外茫茫兩不知的遺憾與無奈。
圍城其實也是伊斯蘭在中國狀況的真實寫照。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造成了中國伊斯蘭畫地為牢、止步不前、自生自滅的萎縮局面。同時，也阻隔了外界對伊斯蘭——這一偉大文明瞭解的管道。我們應該對於這一文化失語現象進行剖析，找出解決之道，衝破重圍，使得伊斯蘭在中國獲得新生。當前處於資訊高度發達的歷史時期，這為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包括宗教在內的各種文化形態，都在利用對話平臺積極地表現自己，以期得到外界理解，面對歷史給予的機遇我們不能再無所作為了。為此沿循歷史的軌道，回顧圍城產生的原因，對於找出突圍之道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國十個信仰伊斯蘭的少數民族中，回回民族的人數約占半數，近1000萬。一個民族重要的標誌因素是語言同一化，從這一層面考量，漢語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回回民族形成的過程。回族在漢語化後，在宗教上必然以漢語為主要的表述工具，這就使他們具備了對內對外闡揚伊斯蘭的主動話語能量。然而這一能量的儲備過程卻歷經了數百年。
歷史上人類的聚居大致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土著居民的自然居住區，二是外來人口因民族、語言、信仰、習俗相同而形成的聚集區。回回先民的早期居住方式屬於後者。這就是史稱的“蕃坊”。這樣的居住方式原是出於自身的需求，但在便於管理和招引穆斯林商賈的雙重目的驅動下，官方順水推舟，予以行政上的承認。蕃坊這種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形式取得合法地位後，其司法也相應獨立。據《唐律疏議》蕃坊居民犯法可“依本俗法”判決。司法獨立使蕃坊具有了更大的獨立性，同時也導致了更大的自我封閉性。除了外出經商者外，長期處於封閉生活狀態的蕃坊人在心理上更趨於認同性，弱化對外交流性。這裡面語言不通，應是主要障礙。另外一面，在一個傳統信佛的國度，廣大國民往往以其固有的信仰來揣測異己的信仰。從他們把伊斯蘭信仰的真宰叫做“佛”，甚至把穆罕默德也稱為“佛”來看，確實缺乏基本的交流要件。這樣就更加導致了穆斯林信仰的內部化和家族傳承化，“他們不求人知，大概也不願人知”了。（此語引自楊懷中“回族史論稿”文）由此成為回回圍城之發端。
經過唐、宋兩代的孕育，回回在元代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很快就告別了“回回遍天下”的暫短輝煌。
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對立下汗馬功勞的回回開國元勳懷有戒心，但投鼠忌器，採用的是恩威並施的策略。剪滅回回將領權力後，朱元璋露出了歧回的面目，在他的“禁海令”的推行中，回回的國際商貿活動大為減少，相當部分轉向農業生產，從而導致居住上的穩定，形成了不同地區“圍寺而居”的民族自然生存態勢。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歸化，明王朝還頒發了禁止穿胡服，操胡語，姓胡姓的政令，加快了漢化速度。在婚姻上禁止族內自相婚嫁。《明會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人官為奴。”這裡的色目人，就是對定居于華夏，信仰伊斯蘭的各個外來民族的統稱。這一律令的實施，卻相反相成地促進了回族人口的增長速度。而語言的統一和相對集中的居住格局，在客觀上使回回民族終於穩定成型。大大小小的回回圍城更加廣泛地分佈在華夏大地。
至明晚期，由於語言漢化，教、族內部對於經典的理解人數急劇減少。一代回儒經師胡登洲鑒於“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之不明，複闡揚之無自”，並且“目睹中國回教之不振”，便“慨然以發明正道為己任，收徒講經，立志興學”於是開啟了經堂教育的先河。
囿於漢語用於表述宗教教義的局限和漢語運用未到得心應手之程度，在經堂教育中便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這就是所謂的經堂語。現代學術研究成果表明，經堂語既有當時的漢語言特徵（元、明官話）又有漢波（波斯）、漢阿（阿拉伯）的語言搭配，甚至阿文語法結構，此外還借用了部分儒、佛、道諸家的專用語轉述教義。在宣教上由於前文所述的原因導致“他們不求人知，大概也不願人知”的現象產生，其宣教的側重點始終停留在族內。由此產生的闡揚教義的模式對內尚可，對外必然收效甚微。
明末清初，以王岱輿、劉介廉為代表穆斯林先賢，在對外宣教上作過以儒釋教的嘗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終因曲高和寡，未能發揚光大。
滿清入關，一統天下。由於是少數民族政權，其早期更多地考慮以漢族為主的民族和解政見。對於回回等少數民族採用“齊其政而不改其俗”的政策。至清中葉以降，隨著反清暗流在邊遠地區民間的湧動和西北回回門宦勢力的興起，其策略由防範轉入“以回制回”和屠回的彈壓，手段之殘忍為歷代所未有。回回教、族遭受的損失慘重。這進一步造成了回回民族整體上的內斂性和個體性格的內向性。對外宣教的點滴企望隨之殆盡。
歷史中得出的慘痛教訓之一是，回教不為回族所獨有，“不求人知”必然引發他者的猜疑與誤會，對外宣教是消弭誤會與弘揚伊斯蘭的必由之路。而興教興族是對外宣教的先提條件。具有遠見卓識的一代名師、伊斯蘭教育改革家——王寬（字浩然1848—1919）大阿訇應時而出。他于1906年赴麥加朝覲後，遊歷埃及、土耳其等國，考察了伊斯蘭教育。對比之下，深感中國伊斯蘭教育的落後。翌年回國後，即為改革經堂教育而奔走。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內創辦了新型的回文師範學校。這一舉措為中國回族新學之肇始，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在殘酷的現實的刺激下，逐漸覺醒，各種思潮迭起，但中心都是以救國救族為己任。這是一個思想極為活躍的時代。回族知識界亦然。1906年，丁國珍先生創辦《正宗愛國報》；翌年，丁竹園創辦《天津白話報》及《天津竹園報》；1908年留學日本的回族學生創辦的“醒回篇”刊物，雖然只出了一期，但意義同樣非凡。這一系列回族刊物的問世，是回回民族走出歷史陰霾的前奏曲。
清王朝的覆滅標誌著中國千餘年封建統治的結束。在國民教育方面，學堂替代了私塾。回族教育，以王寬（字浩然）大阿訇為代表的回族新學，部分地替代了經堂教育。其中以成達師範（1925年創立於濟南）、上海伊斯蘭師範（1931年遷往甘肅平涼，改名為國立隴東伊斯蘭師範）最為著名。
與此同時，中國伊斯蘭界有識之士，也意識到走出國門，與伊斯蘭世界交流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月華》期刊於1934年發表的《滇滬派遣留埃學生》的社論中指出：“千餘年來之中國回教，自傳入腹地，即與世間離，獨成系統；外界之來往既斷絕，世界回教之大勢，于焉莫明；故宛如世外桃源，大有不復知有漢魏之概！年來民族之幾被同化；宗教之等於具文，未嘗不由於是也！”
經過多方努力溝通，雲南回教俱進會終於在1931年，派遣了第一屆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的留學生。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壯舉。它的意義在於“此種孤立之局面，由以打破，而加入世界回教之舞臺矣！”（引文同上處）這一重大的留學舉措，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共計33人取得學士、碩士學位。他們中的大多數學成歸國，在不同的領域對於中國伊斯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然而，這些局部的舉措，對於整個民族的教育，顯然是杯水車薪。新學教育無力輻射到廣袤的中華大地的回回角落。對於更多的專職宗教人員——阿訇的培養，還依賴於舊式的經堂教育。滯後的教育方法顯然適應不了時代變化。儘管那個時代也出現了王靜齋、哈德成、達浦生、馬松亭等著名大阿訇，但相對于諾大中華之宣教重任仍如鳳毛麟角。舊體制培養出的大多數阿訇的漢語表述能力的缺失和綜合素質的先天不足，決定他們的宣教意識和宣教能力。他們僅僅滿足於族內宗教生活的需求，對外則長期處於失語狀態。這樣的圍城現象，給漢族中的沙文主義者以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對伊斯蘭普遍誤讀的國民心理，一次次挑起事端，製造了數起辱回辱教事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和民族間的裂痕。
新中國建立，民族信仰得到憲法保障。但在“極左”時期，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踐踏，包括伊斯蘭在內的宗教文化幾近滅絕。這是歷史留給人們的沉重教訓。
在我們跨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今天，中國穆斯林已經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當中。我們沒有理由，將伊斯蘭這一本應與自己同胞共用的偉大文明，再遮罩於小小的圍城之內了。當前各種媒體為我們提供了宣教平臺，由全國各地阿語學校、學院培養出的阿訇，以及留學阿拉伯及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學子，是當年的幾十倍、上百倍，可謂人才濟濟；而整個民族自身，也具備了用漢語充分表述伊斯蘭思想的能力。我們沒有理由再沉默下去了。我們要做到是：對內精誠團結，提高整體素養；對外汲取一切有益的知識，把握時機，積極加強對話，向國人闡明伊斯蘭要義，讓更多的人瞭解伊斯蘭，以彌合歷史罅隙，並使人們在瞭解當中逐漸認識到，伊斯蘭不是某些民族（如回、維吾爾等）的宗教，而是全人類的宗教。伊斯蘭的主旨是在承認獨一造物主宰的基礎上，力行公益事業，以中正之法，完成好代表獨一的主宰治理世界的天職，使世界走向和平之道。讓我們同心通力，在和諧的樂曲中奏響伊斯蘭的天籟之音。
參考書目：中國回回民族史（白壽彝主編）
回族史論稿 （楊懷中 著）
民國留埃回族學生派遣史研究（馬博忠、納家瑞、李建工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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