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陳克禮
三、穆斯林社會現實批判
真正的思想家，不是生活在象牙宮中去苦思冥想，而是與自己的時代、自己周圍的世界同呼吸共命運。於是，社會現實批判，構成陳克禮思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陳克禮對現實的思考和批判，由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是對穆斯林頹廢現狀的批判，另一個是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擔憂。如果說，古代伊斯蘭思想家安薩里(1058-1111)抨擊自己時代的烏裡瑪（宗教學者）貪圖今世、討好權貴，近代伊斯蘭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抨擊自己時代的烏裡瑪因循守舊、不思改革，那麼，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伊斯蘭思想家的陳克禮同樣對自己時代的烏裡瑪提出不客氣的批評。由於陳克禮不僅在北大和經學院帶過課，而且也做過清真寺的阿訇，所以他對阿訇界（烏裡瑪界）的現狀十分熟悉。他對烏裡瑪的批評，倒不是出於對他們的成見，而是“哀其不幸，憤其不爭”。他在所翻譯的《聖訓經》譯者序中寫道：在西北念經的時候，發現這樣的問題：一、阿訇的德與才為什麼趕不上教胞的要求？二、念了幾十年經的人為什麼沒有徹底地瞭解教義，三、鬧教派者，各說各對，究竟誰的對，當時我只模糊地知道，這些問題和經堂教育有關係，但找不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後來讀到《光塔·古蘭經注》（18）得到具體的解答，作者穆罕默德·阿布杜（19）肯定地告訴我們：‘教內的各種問題，大都是由不學習天經聖訓產生的；只有實踐天經聖訓，才能解決一切問題。，”關於陳克禮提到的第一、二個問題及其原因，他在《回教信仰基礎》的譯者序裡也說到了，而且一針見血：“說到中國回教，事事落後，阿訇的領導差，教民的教門差，經堂教育更差。教育沒宗旨，沒生氣，不切實用，課本不良，教學法拙劣……從西南到西北，從中原到華北， 自古及今所講的東西，不了二十本的範圍，這些課本大都是幾百年前的老古董。”本來，教育的不斷改革，課本的不斷更新，是教育學的一個常識。因此我國的各級課本幾乎每兩三年都要修改和更換，但唯獨穆斯的經堂教育與教育學的原理是絕緣的。那麼，第一次引進這二十多本經的先輩們當初不也是一種創新嗎？胡登洲等老前輩當初創立經堂教育不也是一種改革嗎？那麼，抱殘守缺，是繼承了先輩的意志呢，還是與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呢？既然所用課本鎖定在二十幾本的範圍，不允許使用“幾百年前的老古董”以外的課本，那麼，自然就“不學習《古蘭學》、《聖訓學》，回教哲學原理與哲學史，回教法學與法學史，回教文化史，回教發展史……”由於對知識的人為限定，“不研究一般的學問及凡是與宗教有關的名著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只斤斤然于文法的詞句與教法的末節問題。”這種教育模式的結果，便是自陳克禮的時代延續至今的保守和封閉，“缺乏思想家、發揮家實幹家與真正的學者。有的是領拜家、傳奇家、法條家和娶活送死家。”（20）安薩里對自己時代的一些烏裡瑪把學問限於自己設置的“教法”範圍而反對研究哲學、邏輯學等知識的作法予以批判，稱他們是“穆斯林的無知的朋友”，並且指出這些“朋友”對伊斯蘭的威脅往往大於伊斯蘭的敵人：近代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把強調外在形式而忽略內在素質的人稱作“帶纏巾穿長衣者”，指出“真主創造我們的頭腦是為了讓我們去思考，而不是為了我們帶上纏巾去搞內訌。”陳克禮的思想軌跡與古今的思想家一脈相承：伊斯蘭是信仰與生活，宗教與科學，社會與文明的統一體，那些把伊斯蘭限於功課、教條和神話的作法與伊斯蘭格格不入。
關於“鬧教派者，各說各對，究竟誰的對”的問題，陳克禮在有關禮拜中一抬手還是三抬手的探討中作了明智的回答。本來，禮拜中一抬手還是三抬手、起指還是不起指等問題，屬於教法中的細枝末節，與禮拜的成壞沒有關係。但由於對伊斯蘭真諦的誤解，部分穆斯林往往糾纏于這些可有可無的細節，甚至為此兵戎相見，大打出手，嚴重妨礙了穆斯林的覺醒和復興。試看陳克禮的觀點：“入拜、鞠躬、鞠躬起來都抬手，表示棄絕邪念，哀憐真主的決心。抬手是受喜的聖行。我們應該多教人實行主命，不該在這小事上爭執。大家應把精力用在不禮拜的人或脫離教門的人上。不應輕本重末，人們都沒有‘伊馬尼’了，你一個人儘管抬手，對教門也無多大幫助。行教門應顧教門的整體，不能只抓住這一點，應該從穆斯林大眾著想，改革教門是必需的，但得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對大家今後兩世有好處。不能因教門上的小節而傷大體。穆聖說：‘不注重穆斯林大眾的事情的人不是穆斯林。’又說：‘穆斯林大眾認為對的，真主也認為是對的。’天經又處處不讓我們分教派，所以大家不可在抬手這些小問題上爭執。天經、聖訓以外，還有‘公決’、‘類比’，這是聖人許可的，不能偏廢，各執一端。假設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和穆聖作的絲毫不差，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個這樣人來。”（21）
關於並禮可行與否的問題，在法學家之間歷來頗有分歧。根據聖訓，先知外出旅行時將晌禮（撇生）和晡禮（底格）並在一起禮、昏禮（沙姆）和宵禮（霍夫丹）並在一起禮，或提前（晌禮時間將晌禮和晡禮並禮、昏禮時間將昏禮和宵禮並禮），或推後（晡禮時間將晌禮和晡禮並禮、宵禮時間將昏禮和宵禮並禮）。但哈乃菲學派（中國俗稱大伊瑪目學派）的學者除了朝覲駐阿爾法和穆茲代裡法時允許並禮外，其他時間不許並禮。對此，陳克禮根據聖訓證據和理性證據予以探討。認為這種說法與聖訓的內容是矛盾的，“因為聖訓所說的並禮是廣義的，只要旅行在外就可並禮，並無限制朝覲與別的條件。法學上的公例是：私人意見和聖訓抵觸時只能遵聖訓，拋棄私人主張。穆聖本不分派，不能拿聖訓遷就私人主張，應把私人主張照聖訓加以解釋。”四大伊瑪目都無一例外地說過：“我的主張與聖訓衝突時，理應遵循聖訓，而放棄我的主張。”那些把伊瑪目的主張淩駕於聖訓之上的人，其實既違背了聖訓，又違背了伊瑪目的思想。四大伊瑪目及其所創立的四大法學學派，屬於細節問題的不同看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後來者固執成見、各自為政意義的教派風馬牛不相及。“四大伊瑪目個人本無標榜派別，都是後來的人造出來的，重私人輕聖人才是莫大的異端。”雖然對盲從伊瑪目的作法予以抨擊，但作為思想家，陳克禮又對哈乃菲派不允許並禮的主張作了善意的解釋：“聖訓說外出能並禮，其目的是因為旅行有困難，由此得結論，凡是有困難都可並禮。哈派所以主張朝覲時並禮，就是因為朝覲有困難。專提朝覲或旅行，並不是對立的條件，並不是反對遇了別種困難就不能並禮，乃是偶發的條件，是一種具體的舉例而已。這樣既合乎了伊斯蘭的寬大與簡易，也解決了哈派與聖訓的衝突。”（22）
把求同存異作為解決穆斯林之間分歧的原則，幾乎是伊斯蘭史上有影響的思想家的共識。近代思想家哈桑·班那(1906-1949)針對間歇拜（23）是八拜還是二十拜的問題，問為此而分為兩派、幾近兵戎相見的穆斯林：間歇拜是主命還是聖行？雙方答：是聖行。班那問：團結是主命還是聖行？他們答：當然是主命！班那說：那麼，與其你們搞分裂，不如放棄間歇拜而維護你們之間的團結，不是更好嗎？班那息事寧人的方法，使為此鬧得不可開交的群眾恍然大悟。古代伊斯蘭思想家伊本·泰米葉(1263-1328)針對禮拜中的一些細節分歧指出，領拜的人自認為禮拜中抬手一次為貴，但他要給主張抬手三次的群眾領拜，或他自認為抬手三次為好，但他要給主張抬手一次的群眾領拜，那麼，這種情況下，為了團結群眾，他放棄自認為較強的作法，而採取較弱的作法，與群眾保持一致，正是聖行的體現。這樣，在達成共識的原則問題中攜手共進，在存在分歧的細節問題中相互諒解，成為歷代伊斯蘭思想家解決穆斯林之間分歧的共同理念。而陳克禮以其團結、和諧、中和的思想而當之無愧地躋身於那些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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