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之一，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說過：“所有從事過有一定規模的科學工作的人都知道，在通向科學殿堂的大門上懸挂著這樣的匾額：你必須有信仰。這是科學家不可或缺的品質之一。”8

進化論是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復興和在19世紀被廣泛傳播的産物。就像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唯物主義試圖從純物質的角度來解釋自然。它從一開始就否認神創，並斷言有靈無靈的一切都非創造的結果，而純粹是按某種順序所發生的意外的産物。然而，人類思想構造的特性就是，每當它發現某種秩序的存在，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從中辨認出某種組織的意志。唯物主義哲學與人類思想的基本傾向相左，在19世紀中葉製造出“進化論”。

達爾文的臆想

查爾斯·達爾文

進化理論以它今天的形式，最初是由英國的業餘自然學家，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提出的。

達爾文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生物學教育。他對自然和生物本著的純粹是業餘愛好者的興趣。他的興趣使他自發地加入了一艘名爲H.M.S.Beagle的船隻的遠洋航行。該船隻1832年從英國起航，環遊世界長達五年。年輕的達爾文對他沿途所見的種種生物，尤其是他在伽拉帕各斯（Galapagos）島上所見的燕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認爲它們喙部的突變源於它們對於棲息地上特殊條件的適應。從這個思想出發，他進而提出所有物種的起源都可以通過它們“對環境的適應”來解釋。他否認物種是被上帝逐一和分別創造出來的事實，相反提出它們源於一個共同的祖先，是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才衍生出彼此之間的差異。

達爾文的假說不建立在任何科學發現或試驗的基礎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靠著同時代的唯物主義生物學家的撐腰，他將它發展成爲一整套像模像樣的理論。他的觀點是，那些最好地適應了棲息地環境的個體把他們的品質遺傳給了後代；這些優越的品質日積月累，最終促成個體轉變爲與它的祖先完全不同的新物種。（至於這些“優越的品質”本身的來源，在當時還不爲所知。）而人類則是這套完全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機制發展程度最高的終産品。

格裏高·孟德爾(Gregor Mendel)牧師發現的遺傳原理，使進化論陷入了僵局。

達爾文將這個過程稱爲“自然選擇引發的進化”。他自以爲就此發現了“物種的起源”，即一個物種起源於另一個物種。他將這些觀點發表在出版於1859年，題爲《物種起源——通過自然選擇》的著作中。

達爾文很清楚他的理論面臨著很多的難題。在《理論的難題》這一章節中，他對此逐一坦陳。這些難題中最主要的涉及到化石記錄、不可能通過巧合來解釋的複雜器官（譬如眼睛）以及生物的本能。達爾文希望這些難題能通過新的發現被解決。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他對其中的某一些作出極不合理的個人解釋。美國生理學家利普森（Lipson）對達爾文的“難題”做出了下評論：

在閱讀《物種起源》的過程中，我發現達爾文比人們所說的要不自信得多。譬如《理論的難題》這一章透露出相當的自我懷疑。作爲一個生理學家，我尤其爲他對眼睛起源問題的疑問所吸引。9

在塑造他理論的過程中，達爾文受到許多早於他的進化論生物學家的影響，首當其衝的就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Lamarck）。10 根據拉馬克的觀點，生物將它們在存活期中所獲得的特質傳給後代，進化也就這麽産生。譬如，長頸鹿是從羚羊類動物進化而來，後者爲了越來越高地夠到食物，脖子也變得越來越長。達爾文就是採納了拉馬克的這一論點來解釋生物的進化的。

但達爾文和拉馬克雙雙失誤，因爲在他們的時代，對於生命的研究只能靠著極爲原始的技術，在極爲落後的水平上開展。像基因學和生物化學這些學科連名字都還沒有誕生。他們的理論於是也只能建立在他們個人想像的基礎上。

在達爾文的著作還持續著它的回響之時，一位名爲格萊高爾·蒙德爾（Gregor Mendel）的奧地利植物學家於1865年發現了遺傳法則。直到18世紀末還鮮爲人知，他的理論在19世紀初卻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而這就意味著基因學的誕生。不久以後，基因和染色體的結構也被破譯。而20世紀50年代對於帶有遺傳信息的DNA分子的發現更是使進化論徹底地陷入危機。原因就在於生命難以置信的複雜程度和達爾文所提出的進化機制的粗糙簡陋格格不入。

諸如此類的科學進步本該將達爾文的理論徹底地貶入垃圾筒裏。但事實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爲某些群體仍然固執地要修改、復興和提升這一理論到科學的講壇上來。只有認清躲藏在它背後的並非科學的關懷，而是意識形態的動機，我們才能理解這種頑固不化。

達爾文時代落後的科學技術水平 當達爾文提出他的假設時，遺傳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這些學科還沒有存在。如果在達爾文提出他的理論前這些學科就存在了，那也許達爾文還會容易地意識到他的理論是完全不科學的，也許他也就不會提出如此無意義的主張了。決定物種的資訊已經存在于基因中了，自然選擇不可能通過基因變異來産生新的物種。 同樣，那個時代的科學界對細胞的結構和功能的理解相當膚淺粗糙。如果達爾文有機會觀察電子顯微鏡下的細胞，他就會看到細胞器中極其複雜的非凡結構了。他會親眼目睹，瞭解如此錯綜複雜的系統是不可能通過小小的變異而形成的。如果他瞭解生物數學，那麽他就會意識到連一個蛋白質分子也不可能偶然形成，更不用說整個細胞了。 1) 對細胞的詳細研究只有在發明電子顯微鏡後才可行。這裏所看到的達爾文年代的原始顯微鏡，只能看到細胞的外表面。 活細胞是一個讓科學家們感到震驚的創造奇迹。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活細胞時，可以看到細胞內部高度活動的結構，令人想起蜂窩中的活動。人體內每天死亡的幾百萬個細胞被新的細胞取代。幾十億個細胞共同工作、平衡協調，從而保持人體的生命力。 2) 認爲細胞是憑自己的力量獨立進行著這種有組織的活動，這在邏輯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是真主創造了完整的細胞和細胞中的秩序，不借助電子顯微鏡無法看到它的內部。在生命體的每一個細節，真主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和浩瀚無限的知識都是如此彰顯，任何人也無法將它隱藏起來。

新達爾文主義的亡命之舉

20世紀初對於遺傳法則的發現使達爾文的理論陷入深重的危機。儘管如此，一批鐵定心思忠誠于達爾文的科學家們還是試圖找尋拯救它的方法。1941年，他們在美國地質協會舉辦的研究會上聚集到了一起。他們中間有基因學家G·萊德亞特·斯特賓斯（G.Ledyard Stebbins）和特奧多索斯·多伯張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動物學家恩斯特·馬爾（Ernst Mayr）和朱連·哈克斯雷（Julian Huxley），古生物學家喬治·蓋勞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和格蘭·L·捷普森（Glenn L. Jepson），數學基因學家雷諾德·費希爾（Ronald Fisher）和希沃·賴特（Sewall Right）。在經過長時間討論之後，他們一致決定要“修補”達爾文理論的缺漏。

這些骨幹人員將注意力集中在導致進化産生的良性突變的來源這一問題上——一個達爾文沒能解答，而僅僅通過對拉馬克的辯護而躲避了的問題。而他們發明的新主意就是“隨機性突變”。通過把突變的概念引入達爾文自然選擇的假定，他們樹立了名爲“現代綜合性進化論”的理論。不久，這套理論就以“新達爾文主義”之名聞名於世，而那些提出這些理論的人就被稱爲“新達爾文主義者”。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他們拼命地努力證明新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人們早就知道，突變，也就是說在生物體基因內發生的“意外”總是有害的。而新達爾文主義者卻試圖通過成千上萬的突變實驗，證明“良性突變”的存在。他們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

與此同時，他們也努力證明他們的另一個觀點，即最早的生命體是在原始地表條件下巧然形成的，這一實驗同樣以失敗告終。事實上，所有旨在證明生命源於偶然的實驗都失敗了。概率學的計算顯示沒有任何一種蛋白質，即構成生命的基本單元，可以在巧合中産生。哪怕在20世紀裝備最精良的實驗室裏，新達爾文主義者也沒能通過模仿原始地表條件的手段，化合出一個他們認爲是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細胞。

新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也受到化石記錄的駁斥。迄今爲止，還沒有任何可以顯示低等物種向高等物種逐漸進化的“過渡物種”的化石被發現。與此同時，比較解剖學的研究表明，那些被認爲是相互演化而來的物種，實際上具有極其不同的解剖特徵，它們之間不可能存在祖先—後代的親緣關係。

但新達爾文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麽科學的理論，而是一條意識形態的教條，甚至就是一種“僞宗教”。加拿大科學哲學家麥克爾·盧斯（Michael Ruse），一名鐵定的進化論者，在1993年的一次演講中坦白了這一點：

毋庸置疑的是，過去，而且我認爲現在也一樣，對於很多進化論者而言，進化的概念包含了某些類似于邪教的成分……在我眼裏同樣清楚的是，從一個最根本的層面上講，進化論作爲一個科學理論事實上效忠於某種自然主義。11

這也是爲什麽進化論的擁護者不顧任何反面證據，一如既往地爲他們的理論辯護的原因。然而他們在一個問題上還不能達成共識，即在已有的解釋進化是如何實現的模型中，到底哪一種是正確的。而這當中最異想天開的就是被稱爲“間斷平衡論”的模型。

間斷平衡論

多數持進化觀點的科學家贊同新達爾文主義關於進化是緩慢、逐漸進行的理論（漸進論）。但在近幾十年內，一個新的模型浮出水面。這個被稱爲“間斷平衡論”的模型提出生物物種的進化不是以一連串小步驟的形式——像達爾文所說的那樣——，而是在突然而猛烈的變化中跳躍式地前進的。

這一模型最響亮的辯護人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即美國古生物學家尼爾斯·埃德萊治（Niles Eldredge）和史蒂芬·哲·高德（Stephen Jay Gould）。兩位科學家很清楚新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已經徹底被化石記錄所駁倒。化石記錄表明，生物物種並非是逐步進化而産生，而是突然間形貌完整地出現的。但新達爾文主義者仍然抱著有朝一日發現已經滅絕的過渡物種的化石的希望。雖然知道這種希望毫無依據， 埃德萊治和高德還是不願意放棄他們的進化主義教條，於是他們就提出了“間斷平衡論”這一新模型。這就是進化不是産生於小規模變異，而是突然的大規模變異的主張。

但這個模型滋長的只能是空想。譬如，爲埃德萊治和高德鋪路的歐洲古生物學家O·H·辛德沃爾夫（O.H.Shindewolf）宣稱第一隻鳥是通過一次“大規模突變”，也就是說是通過發生在基因結構內的一次巨大“意外”而從爬行類的卵破殼出世。.12 照這個理論，一些棲息於陸地的動物也同樣可以通過突然而全面的變異而轉變爲鯨魚。這種完全違背基因學、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的法則的主張的“科學性”只能和青蛙王子之類童話的可信度相比。儘管如此，受挫於新達爾文主義所處的危機，一些進化論的古生物學家還是投靠了這一比新達爾文主義本身還要古怪的理論。這一模型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爲化石記錄中所存在的空缺提供新達爾文主義無法提供的解釋。然而，用諸如“鳥是突然間從蛋裏跳出來”之類的妄談來彌補鳥類進化史空缺的這種做法很難被稱爲是理智的。因爲連進化論者自己也承認，從一種物種向另一種物種的進化的前提是遺傳信息中發生的大規模良性轉變。然而，沒有任何形式的突變可以改良已有的或添加新的遺傳信息。突變只能打亂遺傳信息的排列。所以間斷平衡論模型所臆想出來的“大規模突變”只能對遺傳信息造成“大規模的”損害和破壞。

今天，全世界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公開否定進化論，並且出版了許多論證進化論錯誤的書籍。以上就是幾個例子。

此外，間斷性平衡的模型剛起步之時就因爲它在生命起源問題上的無能爲力而倒塌，同樣的難題也從一開始就推翻了新達爾文主義。既然沒有任何一種蛋白質是偶然形成的，去爭論由百億蛋白質所構成的生物體到底是經歷了“間斷的”還是“逐漸的”進化也就變得毫無意義。

儘管如此，在今天關於進化問題的討論中盛行著的仍然是新達爾文主義的模型。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討論新達爾文主義的兩種模型，並且通過援引化石記錄來檢測它們的可行性。之後我們將探索否決了新達爾文主義和所有其他諸如“跳躍性”進化論模型的生命起源問題。

在此之前，我們還想再次提醒讀者注意這個事實，即進化論的假設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童話，一個與現實完全相左的巨大謊言，它欺瞞世界已達140年之久。有幸的是，最新的科學發現終於使得對於這個謊言的辯護變得徹底不可能。

不存在過渡形態 進化論宣稱，生物通過突變來轉變成不同的物種。然而，現代科學清楚地揭示了這是一個大騙局。 “……如果物種是從其他物種漸進演變而來，爲何我們不能隨處看見大量的過渡形態？爲何我們看到的物種有明顯的區別，而不是彼此相似界限不明？……但是，根據進化論，必定存在無數的過渡形態，但爲什麽我們在地殼裏找不到大量埋藏的化石呢？……爲什麽每個岩組和地層不是都帶有這種過渡聯繫呢？顯然，地質學沒有揭示出任何秩序井然的有機鏈條，這一點也許就是對我的理論最明顯最嚴峻的反駁24。” 查爾斯·達爾文，《物種起源》，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1998年，第140、141、227頁。

普通的人類骨架 首先，如果生物體真的轉變成了完全不同的生物，那麽在它們的轉變過程中應該有無數個中間階段。地質記錄應發現這樣的過渡化石（也就是還在進化中的生物的化石）。但是，在迄今發現的大約1億種化石中，它們全都有充分完整的形式，都類似於我們今天的生物。如果確實發生過進化，地球應遍佈無數種這些過渡形態的化石。此外，數百萬種生物應由於突變而畸形或異常。 進化論者主張形成生物體的隨機突變，應導致這種三頭、四眼、蹼手的怪異過渡生物以及更怪異的生物。 “工業黑化”絕對不是進化的證據，因爲該過程沒有産生任何新的蛾類。選擇的只是現有物種而已。此外，黑化的經典故事是虛構的。旁邊的教科書圖片（標榜爲真正的照片）事實上只是進化論者膠在樹幹或釘在樹幹上的死亡的標本而已。 普通的人類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