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論圖譜

附錄

進化論的崩潰

恐怖主義真正的意識形態根源:
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

絕大多數人認爲,進化論最初由查爾斯·達爾文提出,並且是建立在科學證據、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的。但事實是,達爾文並非該理論的創始人,它也並不具有科學的依據。它只不過是將古老的唯物主義哲學的教條運用到自然界的結果罷了。儘管它並沒有科學發現的支援,它仍然被盲目地以唯物主義哲學的名義信奉著。

如此的狂熱信奉,其結果是災難性的。隨著達爾文主義和它所支援的唯物主義的傳播,對於“人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也發生了轉變。那些曾經認爲“上帝創造了人類,所以他們也必須按照祂所教導的美好的道德理念而生活”,現在轉而認爲“人類的産生只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他歸根結底還是動物,是由於生存鬥爭才得以發展。”爲這樣巨大的蠱惑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種種具有暴力性的意識形態,譬如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産主義,以及其他許多爲經開化的世界觀也是建立在鬥爭基礎上的,因此也都多多少少爲這種蠱惑所助長。

這篇文章將審視達爾文主義帶給世界的災難,並且揭露它與恐怖主義的關聯,這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達爾文主義之謊言:“生命就是爭鬥”

達爾文理論最根本的前提之一是:“生物進化依靠對生存的鬥爭。只有強者才能取勝,而弱者則注定了失敗和滅亡。”

據達爾文所說,大自然中存在著一場爲了生存的殘酷鬥爭,而且那是永無休止的鬥爭。強者總是戰勝弱者,而進化也就是這樣發生的。達爾文給他的名著《物種起源》所加的副標題就很好地概括了這個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此外,達爾文也提出“爲生存而鬥爭”同樣也被運用到了人類的各民族之間。那些“優等民族”將成爲勝者。在達爾文的眼裏,這樣的優等民族正是歐洲的白人。非洲人或亞洲人已經在這場“生存鬥爭”中敗落,而且很快會被徹底打垮,並且從此消失:

在不久的將來,不出幾個世紀的時間,文明的民族基本上必然會消滅並取代遍佈地球上的未開化民族。與此同時,那些類人猿也必將絕種。存在於人類和最接近他的物種之間的距離也將由此而拉大,正如我們所希望的,人類將會更加文明——甚至超過今天的高加索人即白種人,而如狒狒那樣低等的猿類與非洲或大洋洲的黑人和大猩猩之間也就不再所存多少差別了。1

印度人類學家拉裏塔·維迪雅提(Lalita Vidyarthi)闡述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如何將種族主義帶入社會科學的:

他(達爾文)的物競天則,適者生存的理論受到了他同時代社會科學家們的熱烈歡迎。他們相信人類的進化也分不同的層次,尤以白種人的文明處於最高層次。到19世紀下半葉,這種種族主義的觀點已經作爲既成事實被大多數的西方科學家所採納。2

達爾文的靈感源泉:馬爾薩斯的無情理論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達爾文理論形成的靈感源于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一書。馬爾薩斯估計,在沒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是非常迅速的。他認爲,將人口數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的是主要原因是各種各樣的災難,如戰爭、饑荒和疾病等。簡而言之,根據他殘酷無情的主張,爲了一部分人的生存,另一部分人必須犧牲。生存就此成爲一場“永恒的戰爭”。

在19世紀,馬爾杜斯的觀點被廣泛接受,尤其是受到歐洲的上層知識份子的對他的殘酷理論尤爲推崇。在《納粹“種族淨化”工程的科學背景》這篇文章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19世紀的重要性被這樣描述: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統治階級的成員聚集到一起探討如何解決新被發現的“人口問題”,和如何運用馬爾薩斯的理論來提高貧困人口的死亡率:“與其是在窮人中倡導衛生的概念,我們應該鼓勵與之相反的生活習慣。在城鎮,我們要把街道變窄,居民在屋內擠在一起,促使瘟疫的復發。在農村,我們要把房屋建到死水的邊上,尤其是要鼓勵所有潮濕、不利健康條件下的聚居。” 諸如此類。3

這項殘酷政策旨在消滅弱勢群體,和所有那些爲了生存而掙紮的人們,由此而抵消人口的急劇增長。這項所謂的“壓迫窮人”的政策一度在19世紀的英國被施行。一套工業生産制度被建立起來,致使八、九歲的孩童被迫在煤礦中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成批地猝死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馬爾薩斯理論所倡導的“生存鬥爭”導致了數百萬英國人掙紮在苦難之中。

受馬爾薩斯的影響,達爾文將鬥爭的概念應用到整個自然界中,提出最強大和最具有適應性的種群成爲了求生之戰的勝者。此外,他還宣稱這場生存戰爭是大自然正當而且永恒的法則之一。他還一邊鼓勵人們以背離創造論來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由此而掃除了所有有可能阻撓這場不擇手段的“生存鬥爭”的倫理障礙。

20世紀的人類爲這種殘忍觀點的傳播,及由此所導致的暴行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叢林之法”的後果:法西斯主義

如果說達爾文主義助長了19世紀的種族主義的話,它在20世紀則成爲另一套曾經在地球上掀起了血雨腥風的意識形態的基礎:納粹主義。

納粹的意識形態明顯地受到了達爾文的強烈影響。如果我們審視這套由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阿夫萊特·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編造的理論時,我們經常會發現諸如“自然選擇”、“選擇性交配”、“種族間的生存競爭”之類的觀念,這些觀念同樣也在達爾文的著作中屢屢出現。希特勒將他的自傳取名爲《我的鬥爭(Mein Kampf 或My Struggle)》,就是受了達爾文生存鬥爭這個觀念和適者生存的原則的啓發。在書中,他尤其談到了種族之間的鬥爭:

歷史將在一個其榮耀無可比擬的千年帝國中達到巔峰,而她的基礎,就是一套由自然界自身規定的種族等級制度。4

在1933年於紐倫堡召開的黨會上,希特勒宣稱:“優等民族必然會統治劣等民族,這是我們在自然界觀察到的正義,而且可以被稱做是唯一可能的正義。”

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承認納粹受到達爾文主義的影響這個事實。歷史學家希克曼(Hickman)是這樣描述達爾文主義對希特勒的影響的:

(希特勒)是進化論堅定的信奉者和宣道者。不論他個人的精神如何深遠、博大和複雜,可以確信,鬥爭的觀念仍然是如此的重要……他在《我的鬥爭》一書中明確發表了一系列進化論的觀點,尤其強調了生存鬥爭、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等可以建立更爲優秀的社會等觀點。5

靠著這些觀點而登上政治舞臺的希特勒將世界拽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之中。許多少數民族和政治群體,尤其是猶太人,在納粹集中營中遭到了恐怖的折磨和殘殺。以納粹的入侵爲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奪去了五千五百萬人的生命。而隱藏在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慘劇背後的,就是達爾文“生存競爭”的理論。

血腥聯盟:達爾文主義和共産主義

如果說法西斯主義者構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的話,那麽共産主義者就佔據了它的左翼。共産主義者一直都是達爾文理論最強有力的維護者。

達爾文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淵源,一直可以追溯到這兩個“主義”的創始人。共産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物種起源》一書剛出版時就閱讀了它,並且爲其中“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所震撼。馬克斯和恩格斯表示,達爾文的理論中包含了“共産主義在自然史中的基礎”。在深受達爾文影響的著作《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對達爾文百般讚揚,而且在《勞動在猿過渡爲人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一章中,他還試圖對進化論作出自己的貢獻。

追隨馬克斯和恩格斯腳步的俄國共産主義者,如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列寧(Lenin)、特洛斯基(Trosky)和史達林都一致贊同達爾文的進化論。被認爲是俄國共産主義奠基人的普列漢諾夫稱馬克斯主義爲“達爾文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6

特洛斯基說過:“達爾文的發現是辯證法在有機物界所取得的最高勝利。”7

達爾文主義的教育在共產黨骨幹力量的培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舉例來說,史達林在他年輕時一度虔誠於宗教,後來主要因爲受到了達爾文著作的影響而轉爲無神論者。8

在中國創建了共産主義統治,並且毒害了數百萬人的毛澤東曾公開表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的理論基礎上的。”9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詹姆士·裏弗·普塞(James Reeve Pusey)在他的論著《中國與查爾斯·達爾文》中深入地探討了達爾文主義對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産主義的影響。10

簡而言之,進化論和共産主義之間存在著不可割裂的聯繫。進化論宣稱生物是偶然的産物,由此爲無神論提供了所謂的科學依據。從這個角度講,共産主義,作爲一種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和達爾文主義緊密相連。此外,進化論還提出自然界中的任何發展都都只能通過鬥爭(即生存競爭)的方式産生,並且支援共産主義的基本概念即“辯證法”。

   如果我們將在20世紀導致一億兩千萬人喪生的共産主義“辯證矛盾”的觀念看作是一台“殺人機器”的話,我們就能更好地領悟達爾文主義帶給地球的災難有多麽深重。

達爾文主義與恐怖主義


不論他們支援的是哪種意識形態,在全世界製造恐怖的人,其實就是達爾文主義者。達爾文學說是唯一一種將賦予衝突價值並鼓勵衝突的哲學。

迄今爲止,我們所看到的是,進化論是各種暴力意識形態的根源,給20世紀的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隱藏在這個意識和方法背後的最本質的指導思想是“攻擊異己”。

我們可以用如下方式作出解釋: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信仰、世界觀和哲學,這些不同觀點原本就有著的相互對立特徵。但是,對待異己可以採取以下兩種不同態度中的一種:

1)尊重不同看法的存在,並以人道的方式與其對話。實際上,這種方式是符合《古蘭經》的道德觀的。

2)選擇與異己者爭鬥,並通過摧毀後者來保證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如野獸一般行事。這種方式是唯物主義者採用的,是反宗教的。

我們所稱的恐怖主義,就是指的第二種方式。

當我們思考這兩種方式之間的區別時就會發現,達爾文主義在潛移默化中向人們灌輸了“人是鬥爭的動物”這一理念,並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選擇鬥爭的個人或團體可能從未聽說過達爾文主義和它的原則,但是歸根結底,他們認同的是一種基於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是什麽引導他們相信該理論是正確的呢?是達爾文主義的口號,例如“在這個世界上,強者生存”,“大魚吃小魚”,“戰爭是一種美德”,以及“人類通過戰爭取得進步”。抛開進化論,這些就只是空話而已。

實際上,達爾文主義就是唯一的“衝突”哲學。世界上大多數人信奉的三個神聖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都是反對暴力的宗教。這三個宗教都希望把和平與和諧帶給世界,反對無辜者被殺戮、被施暴和被折磨。鬥爭和暴力違反了主給人類設定的道德規範,是異常的、應被擯棄的一種理念。但是,達爾文主義將暴力和衝突理解並描述成自然的、合理的、正確的理念,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若有人打著伊斯蘭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幌子,以這些宗教的名義犯下恐怖主義的罪,我們就可以肯定這些人不是穆斯林、基督徒或猶太教徒。他們是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隱藏在宗教的外衣下,但不是真正的信徒。即使他們宣稱自己獻身於宗教,他們實際上是宗教及教徒的敵人——因爲他們犯了宗教所不容的罪行,並給宗教抹了黑。

因此,蔓延全球的恐怖主義的根源不是神聖的宗教,而是無神論,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無神論的表現形式:“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

伊斯蘭教不是恐怖主義的根源,而是其解決途徑

那些說他們以宗教的名義行事的人,可能是誤解了宗教,或選錯了信教的方式。因此,若將這些人視爲教徒的代表,人們就有可能對宗教産生錯誤的認識。理解宗教的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它神聖的根源。

伊斯蘭教的神聖根源是《古蘭經》。《古蘭經》——伊斯蘭教中的道德準則和某些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古蘭經》的基礎是道德、愛、同情、仁慈、謙遜、犧牲、寬容以及和平,一個嚴格遵守這些道德準則的穆斯林,將是最有禮貌、最體貼、最寬容、最可靠、最易相處的人。他將傳播愛、尊重、和諧和快樂給他周圍的人。

伊斯蘭教是一個傳播和平與幸福的宗教

伊斯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語“和平”這一單詞。伊斯蘭教是一個旨在給人類帶來和平生活的宗教,通過本教將真主的無限同情與仁慈施予人類。主號召所有的人遵守伊斯蘭教道德,將仁慈、同情、寬容和和平傳播給全世界。在《古蘭經》的第二章黃牛(巴格勒)的208條經文中,主這樣勸說信徒:“通道的人們啊!你們當全體入在和平教[伊斯蘭教]中,不要跟隨惡魔的步伐,他確是你們的明敵。”


真主呼籲人們要和平和安全,而無信仰的意識形態鼓勵衝突和恐怖

如經文裏描述的,只有‘皈依伊斯蘭’,你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說,要依照《古蘭經》規定的道德價值觀生活。

主譴責邪惡

主要求人們不要犯罪;他還禁止懷疑、不道德、反叛、殘忍、侵略、謀殺以及流血。他說那些不遵守他的訓誡的人爲“跟隨撒旦的腳步”,是《古蘭經》裏描述爲邪惡的行爲。《古蘭經》裏相關內容的經文如下:

與真主締約,然後加以破壞的,斷絕真主命人連結者的,在地方上進行破壞的,這等人將被詛咒,將吃後世的惡果。(第一三章雷霆(賴爾得),25條)

你應當借真主賞賜你的財富而營謀後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卻你在今世的定分。你當以善待人,象真主以善待你一樣。你不要在地方上擺弄是非,真主確是不愛擺弄是非者。(第二八章故事(改賽素),77條)

由此可見,主禁止在伊斯蘭教內施行任何形式的有害行爲,包括恐怖主義和暴力,譴責了犯這些罪的人。一個穆斯林把美好傳給世界,並昇華它。

伊斯蘭教保衛寬容和言論自由

伊斯蘭教是一個提供並捍衛理念、思想和生活自由的宗教。它頒佈命令以預防、禁止傳播那些會在人群中引起緊張、爭端、誹謗、觸發消極情緒的思想。

伊斯蘭教反對恐怖主義和所有的暴力行爲,並禁止給別人施加哪怕是最輕微的精神壓力:

對於宗教,絕無強迫;因爲正邪確已分明了。誰不信惡魔而信真主,誰確已把握住堅實的、絕不斷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聰的,是全知的。(第二章黃牛(巴格勒),256條)

你絕不是監察他們的。(第八八章大災(阿史葉),22條)

強迫別人信仰宗教或接受宗教儀式,都是完全違背伊斯蘭教宗旨和精神的。伊斯蘭教認爲,只有在自由意志和自由意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信仰。當然,穆斯林可以根據《古蘭經》的道德準則,給對方提供建議和鼓勵,但他們從來不會向別人動用武力,或施以任何身體、心理的壓力,他們也不會玩弄特權逼迫他人信仰宗教。

我們來設想一個完全相反的社會模式會是什麽情形,例如,一個用法律來逼迫人們信教的世界。這種社會模式和伊斯蘭教宗旨完全相左,因爲只有當人們遵循個人的自由意願信主的時候,他們的信任和崇拜才有意義。假如一個體系把信仰和崇拜強加於人,那麽人們信教就只是出於對這個系統的懼怕而已。以宗教的眼光看,宗教應該是因主的良好願望而存在,人們的精神應當處於完全自由的狀態。

主認爲屠殺無辜者是非法的

《古蘭經》裏說,最大的罪惡是屠殺無辜的人。

……除因復仇或平亂外,凡枉殺一人的,如殺衆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衆人。我的衆使者。確已昭示他們許多迹象。此後,他們中許多人,在地方上確是過分的。(第五章筵席(馬以代),32條)

他們只祈禱真主,不祈禱別的神靈;他們不違背真主的禁令而殺人,除非由於償命;他們也不通姦。誰犯此類(罪惡),誰遭懲罰;(第二五章準則(弗爾幹),68條)

如經文所說,一個人,如果他無故殺了無辜的人,就會受到折磨。主也指出,殺一個人的罪行和殺全人類是一樣的。一個人如果遵照主的旨意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做出傷害的事情,就更不會屠殺數千的無辜者。那些妄想可以逃脫審判和懲罰的人永遠不會成功,因爲他們必須在主的面前爲自己的行爲做出解釋。信仰者知道他們死後要爲自己的行爲做出解釋,他們很小心地遵照主的旨意來行事。

主要求信仰者有同情心和充滿仁慈

《古蘭經》裏這樣描述伊斯蘭教的道德觀:

……他是一個通道而且行善,並以堅忍相勉,以慈憫相助者。這等人是幸福的。(第九十章地方(白賴德),17-18條)

如我們在經文裏所看到的,最重要的道德準則是“以慈憫相助”,主已經把這種道德分派給了他的隨從,因此他們可以受到拯救、仁慈,並得到天堂。

《古蘭經》裏描繪的伊斯蘭教是一個現代的、開明的、進步的宗教。一個穆斯林是一個和平的使者;他是寬容的,有著民主的思想、有文化的、開明的、誠實的、在藝術和科學上學識淵博的、文明的人。

一個受過《古蘭經》裏道德教育的穆斯林,帶著伊斯蘭教所期望的愛走向每個人。他尊重每種思想,他重視藝術和美學。他在發生事件時充當調解人,消除緊張和修復友好關係。在一個以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裏,會有比我們今天最現代的國家更發達的文明,更高的社會道德,更多的歡笑、幸福、公平、安全、富足和祝福。

主要求寬容和寬恕

寬容和寬恕,在經文裏表達爲“你要原諒,要勸導,要避開愚人。”(第七章高處(艾耳拉弗),199條),是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信條之一。

只要我們閱讀伊斯蘭教的歷史,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穆斯林們是怎樣在現實社會中詮釋《古蘭經》的這一道德觀的。穆斯林總是帶著自由寬容的氣息,他們所到之處,違法行爲都得到遏制和消滅。他們讓不同宗教、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的人和平、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給教徒提供和平與和諧。奧斯曼帝國疆域遼闊,它能存在幾個世紀那麽長的時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斯蘭教給他們營造出了寬容和理解的氛圍。幾個世紀都以寬容和愛而著稱的穆斯林們,總是最有同情心和最正義的人。在這個多民族的結構中,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規則自由地生活。

當按照《古蘭經》的條文來實踐寬容時,就會給世界帶來和平和幸福。經文裏是這樣寫的:

善惡不是一樣的。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付惡劣的品行,那末,與你相仇者,忽然間會變得親如密友。(第四一章奉綏來特,34條)

結論

所有這些表明,伊斯蘭教推崇的道德會帶給世界和平、和諧和公平。野蠻行爲,如恐怖主義,現在已蔓延全球,它是無知狂人的行徑,完全背離了《古蘭經》的道德規範,這些無知的狂人和宗教絕對沒有任何關係。對付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實施野蠻行爲的人的方法,就是教給他們真正的《古蘭經》道德。換句話說,伊斯蘭教和《古蘭經》道德是恐怖主義災難的解決途徑,而不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1.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2. edition, New York, A L. Burt Co., 1874, p. 178
2. Lalita Prasad Vidyarthi, Rac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Unesco, France, Vendôme, 1983. p. 54
3. Theodore D. Hall,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Nazi "Race Purification" Program, http://www.trufax.org/avoid/nazi.html
4. L.H. Gann, "Adolf Hitler, The Complete Totalitarian",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automne 1985, p. 24 ; cité par Henry M. Morris dans The Long war Against God, Baker Book House, 1989, p. 78
5. R. Hickman, , Biocreation, Science Press, Worthington, OH, pp. 51–52, 1983 ; Jerry Bergman, "Darwinism and the Nazi Race Holocaust",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13 (2): 101-111, 1999
6. Robert M. Young,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 Studies on Science and Belief, 1980
7. Alan Woods et Ted Grant, Reason in Revolt: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 Londres : 1993
8. Alex de Jonge, 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n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Limited Co., Glasgow, 1987, p. 22
9. K. Mehnert, Kampf um Mao's Erb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10.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