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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簡史 新達爾文學說的垂死掙扎 二十世紀初，由於遺傳學規律的發現，使達爾文的理論完全陷入危機。雖然如此，一群決心忠於達爾文的科學家，企圖找到維護達爾文的辦法。1941年，在“美國地質學會”組織的一次會議上，他們聚集到了一起。參加會議的人有：遺傳學家G·萊迪亞德·斯特賓斯、提奧多斯·多詹斯凱，動物學家厄恩斯特·梅爾、朱利安·赫克斯利，古生物學家喬治·蓋洛德·辛普森、格倫·L·傑普森，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他們最後一致同意”修補”達爾文學說。 這些骨幹把精力集中在：有利變異起源的問題上，即想象中的導致生命機體進化的變異上--連達爾文自己都不能解釋的觀點上，而且只是依靠拉馬克的觀點來解釋的。對此，他們變更為“隨意的突變”（“隨機突變”）。通過把突變的概念，增加到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理論中，並當作新的理論，命名為“現代合成的進化理論”。不久，這一理論被稱為“新達爾文學說”，把提出這個理論的人稱為“新進化論者”。眾所周知，“突變”或“事故”，也就是說一個生物基因，在外在因素的影響下，發生分裂、異位元或破壞總是有害的。 然而，新進化論者仍努力通過數千次的突變實驗，來確定“有利突變”的一個實例。 在以後的數十年裏，他們為了證明新達爾文學說而做的嘗試，終於進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們的全部嘗試均以失敗告終。 此外，他們也努力證明自己假想的理論，即第一個活著的生物體，在原始地球的條件下偶然產生了。不幸的是，他們試圖證明生命是偶然產生的每一次實驗都破產了。 構成生命結構的單一蛋白質，都不可能是偶然產生的；作為最小生命單元的細胞，在二十世紀最先進的實驗室裏甚至都無法合成，進化論者們卻聲稱，它們在原始的不受控制的地球條件下會偶然形成。 新達爾文學說的理論也被化石記錄所擊敗。在長期的考古工作中，新達爾文學說關於“活著的生命體，從原始到高級種類的進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過渡變種'”的化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過。同時，比較解剖學顯示：假設一個物種從另一物種進化而來，實際上它們具有不同的解剖特徵，即它們不可能互為祖先或後裔。 不論如何，新達爾文學說從來就不是一個科學理論，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教條；如果不是這樣，則可以把它說成一種宗教。新達爾文主義的開創者、哲學和動物學教授朱利安·盧塞(Julian Huxley)，在1958年出版的《沒有啟示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一書中，清楚地承認了這一點。他在其他作品裏，就進化論之所以是一種宗教信仰，做了如下的解釋：這就是為什麼進化論的擁護者，仍然維護它的原因，儘管所有的證據已經表明它是錯誤的理論。他們不能同意的一點是，在實現進化的過程中，究竟哪一種不同的模式是“正確的”，即實現進化的不同模式，成了他們中唯一的異議。這些模式中最重要一個是：被稱為“跳躍的進化論”的荒謬腳本。
新達爾文學說的這一模式，是當今世界提及“進化論”時，首先想到的一種學說。但在新近的幾十年裏，又誕生了一個新的模式：“斷續性的平衡”或“跳躍的進化論”模式。 在20世紀70年代，兩名美國古生物學家奈爾斯·埃爾德雷奇（Niles Eldrege）和史蒂芬·簡·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開始高聲擁護這個模式。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新達爾文理論的主張，已經被地質記錄絕對地駁倒了，化石證明生物不是通過逐漸進化而來的，而是突然、完整地出現的。這些新達爾文者沈湎於多情的希望中，即總有一天，失去的過渡性化石會被發現。埃爾德雷奇和古爾德也知道這個希望是毫無依據的，但面對這種情形，為了不放棄他們的進化論教條，就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式：斷續性的平衡，即進化的步驟不是由小的變化形成的，而是靠相當突然和較大的變化形成的。
這個模式其實是一個幻想。例如，為埃爾德雷奇和古爾德的“跳躍的進化論”提供了指導的歐洲古生物學家O.H新德沃夫（O.H.Schindewolf），聲稱最初的鳥，是從一個爬蟲的蛋裏孵化出來的，是一個“總突變”，即由於遺傳結構發生一次巨大的“意外事故”的結果。12根據相同的理論，一些陸地動物經過突然和全面的變異，就有可能變成巨大的鯨。這些主張就像青蛙變成王子的童話故事一樣的具有科學性； 雖然它們與遺傳學、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的全部規律相抵觸。不過，新達爾文主義者也為自己所處的危機而感到苦惱。 一些持進化論觀點的古生物學家，信奉了新達爾文學說，這比新進化論本身更具新奇性。 這個模式的唯一目的，是為新達爾文學說在化石中的斷層紀錄，提供一種解釋。但是，試圖解釋鳥類在進化過程中的“化石缺口”，而聲稱“鳥突然從爬蟲蛋中誕生”，是近乎無理的臆測，因為進化論者自己就承認：從一個物種到另一物種的進化，需要在遺傳信息方面，發生大量和有利的轉變。 突變不能改進遺傳信息或增添新的資訊。突變只能導致遺傳信息的紊亂。跳躍的進化論的維護者們幻想的“大突變”，只會使遺傳信息大量減少和破壞。 此外，“斷續性平衡”的模式，其最初階段就由於不能觸及生命起源的問題而癱瘓了，這也是一開始就駁倒新達爾文學說的問題。當發現單個的蛋白質不能偶然產生後，那麼，由億萬個蛋白質組成的生命體，經歷了“斷續性的”或“逐步”進化的說法，也就毫無意義了。 雖然這樣，當今人們頭腦中的“進化論”的模式，依然由新達爾文學說所佔據。在隨後的章節裏，我們將首先分析新達爾文學說之模式中的兩個想象出來的體制，並通過地質記錄來檢驗這一模式。然後，我們將談及生命起源的問題；這在新達爾文學說及其它進化論的模式中，都不存在有效的答案，比如他們提出的“跳躍的進化”模式。
11.Michael
Ruse, ”Nonliteralist Antievolution”, AAAS Symposium: ”The
New Antievolutionism,” February 13, 1993, Bos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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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達爾文提出他的假設時，遺傳學、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等學科還沒有形成。如果我們所說的這些知識，在達爾文理論提出以前就被發現的話，那達爾文可能容易認識到，他的理論是不科學的，並且也不會試圖提出這種毫無意義的主張了。因為，基因資訊決定物種的存在，而對自然選擇來說，通過改變基因，來產生新的物種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