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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簡史 進化論者的思想根源，與古代試圖否認創造事實的獨斷的信條一樣久遠。大多數古希臘的無神論哲學家都為進化論做辯護。當我們回顧哲學史時，就會發現進化論的觀點，是由很多無神論哲學的脊骨組成的。 然而，在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過程中，並非古代的無神論哲學在起推進作用，而是對真主的信仰起著推進作用。在現代科學的開拓者中，大多數人都相信真主的存在；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時，把發現真主所創造的宇宙，認知真主的法規，觀察創造過程中的每個細節作為目的。例如，天文學家萊昂納多·達芬奇、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古生物學之父古偉爾、動植物學的先驅林尼厄斯，以及被稱為“最偉大的科學家”的伊薩克·牛頓等，他們在研究科學時都相信：真主不僅存在，而且整個宇宙的產生是真主創造的結果。6 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天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相信真主的虔誠的科學家，並且如此誠懇地說道：“我無法想象一位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深刻的信仰。這種情形可以這樣來表達：沒有宗教信仰的科學是瘸子。”7 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德國的物理學家麥克思·普朗克說道：“任何以嚴肅的態度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必須認識到，進入科學殿堂的門上寫著：你必須有信仰，這是科學家不可或缺的一種品質。”8 進化論是古老的唯物論哲學的再度復蘇，並在19世紀廣泛地得到傳播，是唯物主義哲學的產物。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唯物主義只是通過物質因素來解釋自然的。由於它一開始就否認創造的存在，所以就斷言每一件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都不是創造而來的，而是偶然形成的，然後獲得一種有序的狀態。然而，人類的智力結構足以理解該秩序的存在--當他們看到那種秩序的時候。與人類的基本智慧相反的唯物主義哲學，卻在第19世紀中葉提出了“進化論學說”。
提出進化論的是一個業餘的英國自然學家，即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至今仍有人在維護他的理論。達爾文從未在生物學方面接受過正規教育。 他只是個對自然和生物現象感興趣的業餘愛好者。這種興趣激勵他自願乘坐”貝格爾號”（小獵犬號）的英國皇家軍艦，參加了航遊世界的遠征。 1832年，他們從英國出發，在世界不同的地區旅行了五年。特別在經過加拉帕哥斯群島時，各種各樣的生物物種，給年輕的達爾文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雀鳥。他認為那些不同雀鳥嘴部的變異，是由於為了適應不同的棲息地而引起變化的。正是這種想法促使他想象：生命與物種的起源，來自於“對環境的適應”。根據達爾文的假設，不同的生物物種並不是真主造化的，而是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並且為了適應自然環境，結果彼此才產生差異的。
達爾文的假說並沒有經過任何科學發現或試驗的檢驗，而是在當時一些知名的唯物主義生物學家們的支援和慫恿下，他及時把它變成了一種自命不凡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生物的個體先是以最好的生存方式，適應自己的棲息環境，然後再把它們的特性傳承給後代；這些有利的特性逐步累計起來，並把個體轉變成完全不同于它們祖先的新物種。（這些“有利特性”的起源在當時是不得而知的。）按照達爾文的想法，人類是最適應這種體制的產物。達爾文把這個過程稱為“由自然選擇引起的進化”。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物種起源”：一個物種的起源來自另一個物種。於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對這種假想做了“破譯”。 當時，達爾文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理論會面對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他在該書“學說的難點”一章裏公開承認這一問題。這些“難點”主要是化石記錄，無法用“偶然形成”來解釋的生命體的複雜器官（例如眼睛），以及生物的本能等問題。達爾文希望這些難點能通過新發現來解決；可是，這並未阻止他進一步提出許多毫無根據的解釋。 美國物理學家利普森，對達爾文所提出的“難點”作出以下解釋： “初讀《物種起源》，我發現達爾文遠沒有像描述的理論那樣，對自己具有信心；例如‘學說的難點’一章，其中就顯示了相當多的自疑。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我對他關於眼睛是如何產生的解釋尤其疑惑不解。” 9 達爾文原以為這個理論上的難點，會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解決；然而，事實上科學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他的錯誤。 達爾文發展他的理論時，受到了他之前的很多進化論生物學家的影響，特別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根據拉馬克的觀點，生物把他們在生存期間獲得的特性，通過代代相傳、逐步形成了進化。例如，長頸鹿是類似於羚羊的一種動物，為了能吃到高處樹枝上的樹葉，經長期的“努力”，逐步延長了脖子，從而進化成了現在的長頸鹿。達爾文也是利用拉馬克提出的”傳承習慣秉性”的論點，來解釋生物進化的。 然而，達爾文和拉馬克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因為在他們那個時代，對生命的研究仍處在技術原始和水平幼稚的階段。 在當時的科學領域中，例如，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的名稱都不存在。因此，他們的理論必須完全依賴於自己的想象力。
當達爾文的書產生一定反響時，一位名叫格雷戈爾·門德爾的奧地利植物學家，與1865年發現了遺傳的規律。在19世紀末，門德爾的發現依然鮮為人知，直到20世紀初，他的發現才成為科學界的重大成果。這就是遺傳學科學的誕生。 那以後，基因和染色體的結構也先後被發現。20世紀50年代，遺傳學資訊中的DNA分子結構的發現，使進化論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之中。因為，生命具有難以置信的複雜性，這使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變得無效了。 這些發展表明，達爾文的理論早該拋入歷史的垃圾坑中。但是，事情並非如此。某些圈子裏的人們，依然站在科學的講壇上，堅持對進化論進行修補、更新，並且設法把它提升到科學的位置。這些努力的目的，並不是對科學的關注，而是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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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Graves, Science of Faith: Forty-Eight Biographies of Historic
Scientists and Their Christian Faith, Grand Rapids, MI, Kregel Resourc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