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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關於分子的僵局 原始地球空氣與蛋白質 儘管米勒實驗充滿矛盾，但進化者仍然試圖用它來回答氨基酸形成的根源。他們通過留給人們一種印象，即這一無效的實驗早已解決了氨基酸形成的問題，企圖彌合進化論的裂縫。 然而，在解釋生命起源的第二階段時，進化論者甚至面臨比氨基酸的形成更大的問題，如蛋白質--由數百種不同的氨基酸按一定的序列互相結合並組成的生命單元。 聲稱蛋白質在自然條件下偶然形成，比聲稱氨基酸偶然形成更不現實、更不合理。在前面的章節裏，我們通過數學中的不可能性，已經看到氨基酸以適當順序偶然形成蛋白質的概率。現在，我們將檢查在原始地球條件下，用化學方法產生蛋白質也是不可能的。
正如我們在前面見到的那樣，當氨基酸組合成蛋白質時，它互相形成一種叫“肽鍵”的特殊鍵。在肽鍵形成期間，釋放出一個水分子。 這個事實明確反駁了進化論者關於原始生命起源于水的解釋；因為，根據化學中的“勒夏忒列原理”，釋放水的反應（濃縮反應），在一種氫氧化物的環境中不可能發生。這種在氫氧化物環境中的反應，在所有化學反應中被說成“最小可能的反應”。 因此，進化論者聲稱生命開始，並產生氨基酸的海洋，顯然不是氨基酸形成蛋白質的適宜環境。另一方面，進化者改變主意，轉而聲稱生命源自陸地，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氨基酸免於紫外線輻射的唯一環境正是海洋。在陸地上，氨基酸由於紫外線而受到破壞。勒夏忒列原理證明：在海洋中形成生命的主張是錯誤的。這是進化論面臨的另一進退維谷的難題。
面對上述進退兩難的局面，進化論者開始發明基於“水問題”的、顯然駁斥他們自己理論的不合實際的假想。這些研究人員中，最有名的是悉尼·福克斯（Sydney Fox ）。為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了後面的理論。他認為，第一個氨基酸在原始海洋中剛剛形成後，一定傳送到火山附近的岩石上。岩石上的氨基酸的水的混合物，當溫度高於沸點時，一定會蒸發。這樣，“幹透的”氨基酸就會結合成蛋白質。
可是，很多人不認可這種“複雜的”的方式；因為，氨基酸不能承受如此高溫。研究證實，氨基酸會在高溫下立刻遭到破壞。 然而，福克斯並不善罷甘休。他在實驗室的“非常特殊的條件下”，通過在乾燥環境中的加熱，組合淨化了的氨基酸。氨基酸是結合了，但仍然沒有獲得蛋白質。實際上，他得到的不過是些簡單、無序、彼此任意結合的氨基酸鏈，而且這些鏈遠遠不像任何活蛋白。還有，如果福克斯在固定溫度下保住了氨基酸，那麼，這些沒用的鏈也將破裂。121 使實驗失效的另一點是，福克斯沒有使用在米勒實驗中所獲得的氨基酸，而使用了來自生物體內的純氨基酸。但是，這一旨在繼續米勒實驗的實驗，本來應該從米勒獲得的結果開始。然而，福克斯和其他研究人員都沒有使用米勒生產的無用的氨基酸。122 福克斯實驗既便在進化論者中，也沒有受到歡迎；因為，他所獲得的無用的氨基酸鏈(類蛋白)，顯然不可能在自然條件下形成。而且，他依然不能生產作為生命單元的蛋白質。蛋白質的起源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在20世紀70年代，一篇文章刊登在大衆科學雜誌《化學工程新聞》上，對福克斯的實驗描述如下： “悉尼·福克斯和其他研究人員，設法通過在地球原始階段，根本不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加熱技術，把氨基酸連接成‘類蛋白'的形狀。同樣，它們根本不同於生物中的非常規則的蛋白質。它們只是一些無用、不規則的化學污點。有人解釋，即使這樣的分子在早期曾經形成過，那它們也一定會被破壞。”123 的確，福克斯所獲得的“類蛋白”，在結構和功能上，全然不同於真正的蛋白質。蛋白質與這些“類蛋白”之間的差異，就像一件高科技設備與一堆未經加工的鋼鐵之間的差異一樣大。
此外，這些不規則的氨基酸鏈，甚至沒有在原始大氣裏幸存的機會。強烈的紫外線和變幻的自然條件，引起的破壞性的物理和化學效應，將導致這些類蛋白的瓦解。因為，根據勒夏忒列原理，氨基酸就算在紫外線達不到的水中結合， 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類蛋白質是生命基礎的想法，最終失去了科學家們的支援。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分析已經顯示，進化論在分子水平上仍處於絕境；進化論者對氨基酸的形成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蛋白質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秘密。 而且，問題還不止於氨基酸和蛋白質，這只是問題的開始。出乎進化論者預料的是，細胞極其複雜的結構，又是他們面臨的另一尷尬。因為，細胞不只是呈氨基酸結構的蛋白質的堆積，而是人類從未遇過的最為複雜的系統。 進化論對細胞結構的基礎--分子的存在無法作出前後一致的解釋的同時，遺傳學的發展和核苷酸（DNA和RNA）的發現，又成了進化論的新難題。1953年，科學家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裏克對DNA結構所做的研究，開始了生物學的一個新時代。不久，很多科學家把注意力轉移到遺傳科學上。今天，經多年的研究後，從很大程度上揭示了DNA的結構。 在我們體內的100萬億個細胞中，其每個細胞核內發現的DNA分子，包括人體完整的“藍圖”。從身體外表到內部器官，關於人的全部特性的資訊，都有序地紀錄在組成龐大分子的四種特別的基數裏。這些基數就是按照其名稱的第一個字母表示的A、T、G、C。人們之間所有結構上的不同，取決於這些字母排列順序的變化。DNA字母排列的順序，決定人體結構最細微的資料。除人的身高、眼睛、皮膚顏色外，單一細胞中的DNA，同時包括人的206塊骨頭、600塊肌肉、10，000億個神經細胞（神經元）、1，000萬億條腦神經元、9,700公里長的血管，以及體內的100萬億個細胞的整個設計。如果把我們的DNA資訊編碼寫在紙上，那我們將組成一個大型圖書館：擁有900卷每卷長達500頁的圖書館。但是，這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內的資訊，寫進細胞核中的DNA分子中時，其容量要比長度只有百分之一毫米的細胞所容納的小得多。
對此，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組成基因的核苷的序列，只要出現一個錯誤，整個基因就完全無用了。據認為，人體內有20萬個基因，組成基因的數百萬核苷，以正確的序列偶然形成，顯然是何等地不可能。進化論生物學家弗蘭克·索利斯伯利，說明了這種不可能： “一個中等的蛋白質，可能包含大約300種氨基酸，控制它的DNA鏈上大約有1,000個核苷。由於一個DNA鏈中有四種核苷，那麼，由1000個鏈結組成的一個DNA中，會存在41000種形式。只要運用一點點代數計算，我們就會發現：41000=10600。10乘以600倍，則得出“1”後面跟著600個零的數位！它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124 4的1000次方分之一，等於10的600次方分之一。這意味著“1”的後面跟了600個零。因為“1”後面跟12個零表示1萬億；所以，600個零代表一個不可想像的數位。核苷通過偶然的堆積，不可能形成RNA與DNA。法國進化論學家保羅·奧格就此說道： “在核苷這樣複雜的分子，通過化學方式偶然形成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兩個階段：一個一個地生產核苷--這是有可能的，以及把它們以特殊的順序結合。第二個階段絕對不可能。” 125 既是相信分子進化理論多年的弗朗西斯·克裏克，在發現DNA之後自己也承認，這樣一個複雜的分子，不可能通過進化本能地偶然形成： “用現有知識武裝起來的、一個誠實的人只能這樣說：從某種意義上說，生命出現的時刻幾乎是個奇迹。”126 土耳其進化論者阿裏·得米爾松（Ali Demirsoy）在這個問題上被迫承認： “實際上，蛋白質和核苷酸(DNA、RNA)形成的可能性，超乎人們的預料。而且，某種蛋白質鏈子出現的概率，與天文數字一樣的小。”127 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而進退兩難的局面：DNA只能借助蛋白質中的一些酶來複製，但這些酶的合成只能依靠DNA的資訊碼得以實現。它們相互依存時，要麼為了複製必須同時存在，要麼其中的一個，在另一個之前被“創造”。美國微生物學家郝瑪·雅各布森對此評論道：
“設計的再現，能量及其從現有環境中的提取、生長的順序、將效應機制譯為成長說明，這些指令那時（生命開始時）必須同時出現。這一系列結合，已經不像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常常所描述的上帝的干預。”128 上面的引述，是在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裏克，揭開DNA結構秘密兩年之後寫成的。儘管科學在發展，但進化論者依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兩位德國科學家俊克和謝勒也解釋，每個分子的合成，需要化學方面的進化、截然不同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利用不同的途徑，從理論上合成這些物質的可能性為零： “直到今天，我們還不知道獲得化學進化所需要的所有分子的試驗。因此，在不同的地方、以非常合適的條件產生各種各樣的分子，才是本質所在；然後，把它們帶到另一個可以反應的地方，並使之不受水解和光解因素的傷害。”129
簡而言之，進化論不能證明它所說的、在分子水平上發生進化的過程。科學的發展不但沒能回答這些問題，而且使它們更為複雜和難解了。 非常有趣的是，進化論者竟然相信這些不可能的假想，似乎它們都是科學事實。因為，他們一貫不承認創造的現實。所以，他們除相信不可能外，再沒有別的選擇。澳大利亞著名的生物學家邁克爾·登頓在他的《進化論：危機中的理論》一書中告訴我們： “對懷疑宗教的人們而言，高級生物的遺傳程式，在大約由10億位元（電腦單位）的資訊組成的程式中，這等於按字母順序存儲1,000卷書籍的小型圖書館，包含按編碼組成的無數混合運算，以此控制、區分、命令億萬個細胞的生長與發育，使其形成複雜的生物體；把這一切簡單地說成完全隨意的拼湊，實在是對理性的冒犯。但是，達爾文主義者毫不遲疑地接受進化的觀念--承前啓後的範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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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 Bliss & Gary E. Parker, Origin of Life, California:
1979, p. 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