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研究要堅持以中國人文理念為指導-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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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研究要堅持以中國人文理念為指導

近日,上外中東研究所智庫主任朱威烈教授就伊斯蘭研究等問題接受《中國穆斯林》專訪(見《中國穆斯林研究》2018年第2期),全文如下:

伊斯蘭研究要堅持以中國人文理念為指導——朱威烈教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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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教授

學者檔案

朱威烈,漢族,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名譽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綜合研究學部委員,中國中東學會顧問,中國-阿拉伯友好協會理事,上海國際關係學會顧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約旦皇家伊斯蘭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語科學院通訊院士。出版《國際文化戰略研究》《站在遠東看中東》《世界熱點:中東》《中東反恐怖主義研究》《簡明阿漢詞典》《當代阿拉伯文學詞典》《無身份世界的愛國主義——全球化的挑戰》《中東藝術史》《十字路口》等專著、工具書、譯著30餘種。

一、結緣伊斯蘭研究,起於偶然,卻事屬必然

丁俊:朱老師好!我受《中國穆斯林雜誌》委託,對您進行專訪。您是我國阿拉伯研究及中東研究的資深專家,伊斯蘭研究是您多年學術耕耘的一個重要方面。請您先談談從事伊斯蘭研究的經歷與體會好嗎?

朱威烈:伊斯蘭研究的確是我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自己結緣於伊斯蘭研究,應該說起於偶然、卻又屬必然。伊斯蘭研究並非是我最初的學術志願,高中畢業時,我對伊斯蘭知識和文明均懵然無知,只是在自己開始從事阿拉伯研究和中東研究以來才越來越感受到伊斯蘭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於1960年考取北京大學,進入東語系學習阿拉伯語專業,從此與阿拉伯研究結緣,進而也與伊斯蘭研究結緣。以後的數十年,伊斯蘭研究一直沒有離開我的學術視閾。我個人的體會是,要跨入阿拉伯研究和中東研究的門徑,就必須重視伊斯蘭研究,這不取決於個人的主觀選擇,而是由我們的研究物件阿拉伯國家和中東地區的歷史、民族、文化和社會與伊斯蘭水乳交融的客觀實際決定的。因此,我總認為,從事阿拉伯研究和中東研究的人多瞭解和掌握一些伊斯蘭的相關知識和事務,是很必要的。

丁俊:說到在北大的求學經歷,您時常提及馬堅先生等一批回族老師的治學為師之道,還在文章中對他們讚譽有加,請您向我們分享一下其中的緣由。

朱威烈:我在北大求學期間以及畢業之後的一段時期裡,都深受馬堅、劉麟瑞、納忠、馬金鵬、王世清、李振中等回族老師的教誨和提攜。我常為自己曾受教于馬先生、劉先生等一批回族阿語老師而感到慶倖,因為他們是中國阿語教學和伊斯蘭研究的前輩,奠基人,是阿拉伯國家的友人,是阿拉伯國家官員和學者都很珍視的中國穆斯林賢哲。從專攻精神和學術成就看,馬堅先生、納忠先生和劉麟瑞先生等,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前後共六批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生的傑出代表,他們為中國的阿語教學和阿拉伯研究做出的貢獻,是值得我們永遠珍視和銘記的史實。我一生在高校執教,對這些老師的身教言傳,感受就更多更深一些,多年來我曾應邀寫過一些紀念文章,如馬堅先生傳記的序言《德藝雙磬,一代師表》、納忠教授傳記序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劉麟瑞教授傳記序言《一代名師,魅力永存》和馬金鵬教授紀念文集中的《馬金鵬先生:一位承前啟後的穆斯林學者》等。我總是感到自己責無旁貸,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老師。以馬堅先生為代表的這些阿語界回族老師們,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看,都是謙謙君子,他們學高身正,不喜張揚,誠信正直,淡泊名利,處世為人和道德操守均堪稱典範,即便按照今天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衡量,他們執著的愛國愛教信念,寬厚善良、樂於助人的品格和榮辱理念,也都顯得光彩熠熠,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我們在追思馬堅先生、劉麟瑞先生的場合,常常會感到惋惜的是,在實行改革開放的這近40年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開明最興旺發達的歷史時期,中國的阿拉伯語學科和中東研究蓬勃發展的階段,他們都已先後離開了我們,但我們仍應以他們為榜樣,學習他們矢志鑽研、永不捨棄的學術精神,更有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關注漢回民族團結和諧的崇高理念。

二、伊斯蘭文明是當代世界重要文明體系

丁俊:您發表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2007年第7期上的《伊斯蘭文明與世界》一文被多方轉載,廣受好評,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是您多年從事伊斯蘭研究的一篇代表作。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伊斯蘭文明及其當代發展趨勢?

朱威烈:伊斯蘭文明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文明體系之一,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高度關注卻又不太深明就裡的體系。原因是它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廣泛、博大精深的知識體系涵蓋現代國際學界流行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門類,具有共性。同時又由於地理環境、生存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和歷史遭遇等要素而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在國際社會相互依存度不斷上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日漸推進的過程中,加強加深對伊斯蘭文明的瞭解和理解,無疑是各國特別是大國不容忽視的任務。

伊斯蘭文明堪稱體系,是因為它的學科架構極為宏大和周全,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形成許多分支學科。從歷史的角度看,伊斯蘭文明體系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確實做出過卓越的貢獻,集中表現在它既向當時的世界提供了數量可觀的公共產品,又在東西方文化互動、傳播方面居功至偉。伊斯蘭文明之所以在歷史上燦爛輝煌,成就卓著,根本原因在於它跟上了時代的進程,能適應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種與時俱進的品質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了它不斷發展的教法學和教義學才得以保持的,是與宗教人士、宗教學者密切關注社會進步促成的客觀環境變化,及時準確地選擇經典教義作出解讀,並正確引導信眾分不開的。

然而從現實的角度看,伊斯蘭文明卻面臨著嚴峻的發展危機,伊斯蘭世界也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伊斯蘭文明體系向何處去”的問題,強調有效開展教法創制是當代伊斯蘭文明變革發展的正確路徑。事實上,伊斯蘭文明的發展是與伊斯蘭教法學界與時俱進地用好協商、公議、類比、創制等教法工具分不開的。其中,創制是推動伊斯蘭文明發展最重要也最具活力的教法制度之一。然而,自13世紀阿拔斯王朝後期起創制之門便長期關閉,一直無法對新時代、新情況、新問題做出合乎《古蘭經》、“聖訓”總精神的解讀,進而造成伊斯蘭教信眾核心價值觀中時代精神的缺失。深入一點看,近現代提出的“伊斯蘭復興”口號如不與開放性創制結合起來,就會自覺不自覺地走上復古的道路,在現實環境中遭遇巨大的阻力和挑戰。

伊斯蘭文明體系的改革與創新,由於涉及的層面極為廣泛,伊斯蘭國家數量又多、國情不一,很難一蹴而就、齊頭並進。當前的觀察點只能放在中東伊斯蘭核心國家在觀念、體制和機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進展上,應當重點關注的是它們是否在通過繼承創新確立、構建起既符合其基本信仰又順應時代變化和自身發展需要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因為伊斯蘭文明體系的發展始終得從其本身的歷史、宗教信仰和民族屬性出發,在依據自身的發展利益需要選取或重新解讀《古蘭經》“聖訓”的有關經文的基礎上,制訂出國家建設和民族建設的指導原則,並通過對古今文化、內外文化的兼收並蓄和繼承創新才能實現。

慶倖的是,近年來,中東伊斯蘭國家在這方面已經並繼續在取得進展,如積極宣導重啟創制,弘揚伊斯蘭文明的中道思想和寬容精神,致力於用“文明對話”“文明接近”來回應和取代“文明對抗”與“文明衝突”,呼籲實現天啟(真主的啟示)與理性、物質與精神、權利與義務、個人與集體、求主啟示與責任、經典文本與創制、理想與現實、恒數(核心價值觀)與變數、恪守教義與聯繫時代之間的平衡。這些倡議和努力,實際上都關係到在全球化形勢下,伊斯蘭文明體系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和未來發展方向的確定,意義十分重大。總之,中東伊斯蘭國家現正在十分困難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下進行著改革,這個過程無疑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對世界而言,伊斯蘭文明體系融入和參與國際體系,帶動伊斯蘭國家的轉型發展或重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義。有鑑於此,不屬於這一體系的西方國家或東方國家,都應多一些寬容和耐心,尊重伊斯蘭國家的意願和決心,珍視他們的成績和進步,應更多地採取理解和支持的態度,盡可能地提供幫助,而不是漠視、疏遠和曲解,更不應肆意歪曲、醜化甚至用暴力和戰爭來施加恫嚇和威脅。2016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開羅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演講時倡議成立“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表明中國從全球治理的視野關注中東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改革與發展問題,願意從治國理政、文明互學互鑒和改革發展等方面與阿方開展交流合作,應該說立意非常高遠,受到了阿方的高度重視和認同。該中心已於2017年4月在上海建成,落戶上海外國語大學,迄今已成功舉辦了兩期阿拉伯國家官員研修班,取得良好效果。

三、宗教交流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

丁俊: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無疑是中阿文明交流的又一個高端平臺,我知道朱老師為這個中心的成立和建設做了許多工作。您怎麼看“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伊斯蘭國家間的宗教交往交流?

朱威烈:在中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外交史上,宗教交流一直在中國人文外交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在萬隆會議上,周總理率領的代表團裡有宗教事務顧問達浦生大阿訇,譯員有北大的回族教授劉麟瑞先生,這讓埃及納賽爾總統深受感動。萬隆會議結束後不久,埃及於1955年5月派出訪問中國的第一個代表團,就是由埃及宗教基金部長艾哈邁德·巴庫裡率領的宗教代表團,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正是在巴庫裡訪華期間,中埃雙方討論了政治、貿易、文化和宗教問題,商討了貿易代表團互訪、簽訂貿易協定、互設官方貿易代表處、參加開羅博覽會等諸多議題,為中埃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礎。這些史實說明,中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開展包括宗教交流在內的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和引導性作用。

“一帶一路”背景下,促進中國與伊斯蘭國家間的宗教交流良性互動,無疑有助於雙方的增信釋疑,也有利於推進彼此的民心相通。我想強調的是,在把宗教交流視作中國對伊斯蘭國家人文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管道和內容時,必須要堅持統籌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大局。一方面,我們應該堅持尊重伊斯蘭文明,尊重伊斯蘭國家對社會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不斷發展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務實合作,建立起穩固且充滿活力的夥伴關係;另一方面,應充分瞭解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所採取的政策,在國內民族宗教問題上處理好與10個信仰伊斯蘭教民族和2000多萬穆斯林的關係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西北部穆斯林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交流接觸顯著增加,各種教派教義不斷傳入,其中夾有帶極端主義傾向的宗教主張。對這些具有極端主義傾向的宗教主張,我國堅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的方針,即既要防堵打壓,更應疏導化解,加強思想源頭治理。當前重要的是,我們應客觀辯證地看問題,在看到中東伊斯蘭地區確實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滋生地的同時,也應看到伊斯蘭國家和人民是宗教極端勢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是包括中國和中東伊斯蘭國家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敵人。我們必須秉持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把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掛鉤,堅持國際反恐應以聯合國為主導等中國特色的反恐觀,加強與有關伊斯蘭國家開展資訊資料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斷將反恐和去極端化的工作推向深入。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東伊斯蘭國家出現了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強調弘揚和平公正、中道寬容的價值理念。這其實是伊斯蘭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的治本之道,即從自己本身的信仰著手,通過確立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來杜絕宗教極端主義這個思想源頭。這股向伊斯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方向發展的方興未艾的思潮,不僅對它們由亂向治、參與國際體系轉型和加快自身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等方面都極其重要和有益,而且為中國深化與它們進行去極端化的宗教交流合作和文明對話的內涵奠定了基礎,也有助於配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解經工作,進一步推動宗教和諧的社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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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教授採訪朱威烈教授現場

四、學術研究也要廣交朋友,以誠相待

丁俊:您不僅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人脈廣,享有高知名度,而且在中國伊斯蘭教界及中國穆斯林中也有很高聲望,他們中的青年學人也都對您十分敬重和仰慕,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啊!

朱威烈:我受到的教育,是必須尊重和理解自己的研究物件,要注重交友,用以誠待人的理念在阿拉伯國家交朋友、有朋友。記得趙朴初老先生曾批評一些長期研究宗教的人竟然一輩子在宗教界沒有朋友。除了前面提到的我的回族老師外,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我也與北京、上海、寧夏、雲南、甘肅等地的伊斯蘭教界和回族學者有交往、交流與合作,亦師亦友,令人難忘。例如向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負責人沈遐煕、宛耀賓、陳廣元等會長請益,與馬人斌、林松、楊懷中、餘振貴、楊宗山、馮今源、馬忠傑、馬通等先生的交往或合作,有不少值得回憶的往事。馬人斌先生曾是上海市伊斯蘭教協會的負責人,他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即委託我譯注《<古蘭經>選》(《亥聽》)。馬老告訴我,十年動亂造成中國穆斯林嚴重缺乏最基本的宗教讀物,希望我能幫忙譯注出版《亥聽》。我知道他是出於對我這個馬堅、馬金鵬學生的信任,我理當效力,但作為一名非穆斯林學者,譯注出版宗教讀物自應謹慎,故在完成譯注後便赴京請中國伊協研究部馬賢主任審核並希望同意聯名出版,受到了馬賢主任的支持。這本《<古蘭經>選》在獲得國家宗教局批准後於1981年2月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一經問世,便受到全國各地穆斯林特別是回族同胞的廣泛歡迎,短短幾年間多次印刷,發行量達數十萬冊。即便從今天看,這部流傳中國數百年的《亥聽》文獻,也是研究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的重要史料之一。

說到《古蘭經》和“聖訓”這樣的宗教經典文獻的中文譯注工作,我的希望一是領導部門能長期予以重視,二是這項工作本身要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精神,符合中國國情發展的需要。這是因為它不但是我國伊斯蘭研究領域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更是引領中國穆斯林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舉措,對促進中阿文明交往、提高解經水準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林松教授的奉獻。我在北大讀書時,曾聽馬堅先生談論過他對一些《古蘭經》譯文的評價,當時只是從語言翻譯的角度去傾聽,而不曾意識到其中包含的伊斯蘭文化史上的意義。多少年過去了,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頻頻聽到看到《古蘭經》中譯本問世,就產生了一窺全豹的想法,盼望著有一位穆斯林學者能從史和論兩個角度對我國的《古蘭經》翻譯做個全面的闡述。這是一項頗有難度的研究工作,因為寫史得真實全面,評述須客觀公允,不是此道中人,是很難勝任的。幸運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中東學會上,我結識了林松教授。他家學淵源,久在學界執教,著述頗豐,又譯成了《古蘭經韻譯》本,是一位我心儀已久的穆斯林學者。攀談之間,我提議在我主編的《阿拉伯世界》期刊上辟出專欄,請他撰寫連載《<古蘭經>在中國史話》,當即蒙林松教授慨允。自此之後的四年中,我們之間鴻雁不斷。每次接到他的信稿,拜讀他流暢工整的文字,我總是十分欽佩和感慨,因為這種研究性評述很不好寫,不僅資料必須確鑿,而且落筆置評如懸千斤,絕對不敢稍有疏虞。林松教授不愧是積年有學的行家裡手,他的每篇文稿均做到考證翔實,言之有據,而且各有側重,濃淡相宜。他的中文功底,更是值得稱道,大量的史料、豐富的引證,在他揮灑自如的筆下流出,只覺得鋪排有序,斐然成章。

五、中國的伊斯蘭研究成就突出,前景廣闊

丁俊:您如何評價中國伊斯蘭研究的成就?目前的研究尚有哪些不足?

朱威烈:中國的伊斯蘭研究,成就很突出、成果也很豐富,這是一代又一代學人篳路藍縷、辛勤耕耘的結果。中國研究伊斯蘭文明的歷史,歷時幾百年,是從譯經、釋經開始的,研究者基本都是穆斯林,主要為回族學者,著重在經訓教義的闡釋。明清時期的王岱輿、伍遵契、馬注、劉智、馬德新以及民國時期的王靜齋、龐士謙等都是如此。20世紀50年代起,隨著國家積極開展亞非外交,工作需求增多,研究隊伍結構遂發生變化,形成了由教學、翻譯、研究、出版等領域的國家部門主力團隊,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40年期間,是文化繁榮發展階段,發表出版的伊斯蘭文化文明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以馬堅先生為代表的《古蘭經》翻譯、譯注約二十種,《布哈裡聖訓實錄》譯作兩種,納忠先生在翻譯出版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後,又編寫了《阿拉伯通史》,李振中先生翻譯出版了《歷史緒論》,而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宛耀賓先生領銜主編的《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更是里程碑式的鴻篇巨制,至今仍是我們重要的學術參考。之所以僅舉以上為例,是因為依我拙見,倘欲稍深一步瞭解和研究伊斯蘭文明,總當以經(《古蘭經》)、訓(“聖訓”)、法(沙裡亞法,伊斯蘭教法)、史(歷史典籍)為其大端。其中經、訓的翻譯與研究,已具基礎,而伊斯蘭教法因入世性強,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且爭論也多,在國內開展翻譯與研究,只怕還未必合乎時宜。歷史部分則是中國學者長期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研究的一個長項,成果豐碩。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于2004年建立了合作論壇,“文化交流與文明對話”是論壇的重要機制之一,有這方面的現實需要和學科建設需要。李振中老師《歷史緒論》譯作的問世,應該說是恰逢其時,同時能滿足這兩種需要。

說到存在的不足,我想主要是我們尚缺乏對伊斯蘭文明較為全面、系統的綜合性研究,一些領域還存在盲點甚至盲區,高品質成果和標誌性成果也還不多,相關領域的知識供給不足,社會認知赤字突出,研究隊伍也較薄弱和分散。總之,尚有許多工作要做,有許多處女地等待開發。但只要我們努力不懈,中國的伊斯蘭研究前景十分廣闊。

六、中國的伊斯蘭研究要堅持以中國人文理念為指導

丁俊:可否對推進我國伊斯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點建議?

朱威烈:要推進中國伊斯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最重要的應是加強學科建設,其中,堅持以中國的人文理念為指導,著力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的中東學、阿拉伯學和伊斯蘭學的話語體系尤為重要。研究工作以怎樣的人文理念為指導,關係到研究話語體系的特色,更直接涉及學科建設中的思維方法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中東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也是美國對全球戰略的重點。相繼發生的“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亂、“IS”的逞兇肆虐等都與中東地區和伊斯蘭問題有關。在美國佔有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並握有輿論話語主導權的情況下,不僅中東一些國家被貼上了“無賴”、“邪惡”的標籤,而且伊斯蘭教也被直接或間接地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甚至與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眾多伊斯蘭國家和廣大穆斯林群眾更成為美國“大中東民主改造”的對象。但實際上,中東亂局的深層原因,是與百年以來歐美西方國家已形成的有關伊斯蘭的東方學話語體系分不開的。西方這套話語體系是一種定式、一種傳統,也是當今美國政治和學術文化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客觀上,要改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這套根深蒂固的話語體系短時間內很難做到,因為對它們維護既得利益和謀求現實的全球利益而言,這套話語體系實在是須臾不可離且得心應手的工具。

中國則不然。中國人民在歷史上與中東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近代以降雙方的歷史遭遇相似,半個多世紀來又面臨共同的發展任務,通過交流與合作,彼此結有深厚的傳統友誼,也已擁有自己特色的交流話語。從中國伊斯蘭研究的學術歷程看,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一是中國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術活動推動了伊斯蘭教實現中國化的過程;二是中國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始終高度重視與中國的主流文化觀念相結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補,而不是對立排斥。因此,中國自近代以來由這種研究特色構建起來的研究話語體系,與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為掠奪、控制伊斯蘭地區的東方學話語體系是迥然不同的。

中國從20世紀起,對伊斯蘭研究除宗教經典著作的翻譯外,也開始注意向歷史、文化、民族等知識領域擴展,以拓展國民對伊斯蘭文化的瞭解。這些學術成果的話語基調,都具有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特點。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積極宣導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映在對中東和伊斯蘭的學術研究方面,則是更加自覺地維護並發展以中國人文理念和價值觀為指導的研究特色,秉持求同化異、增信釋疑精神,既體現出對物件國及其人民的尊重,也盡可能客觀準確地反映、描述相關的事件和問題,以增進我國人民對伊斯蘭文明體系的理解,增進雙方的友誼。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不僅見諸半個多世紀中國與伊斯蘭國家政府間的交流合作、外交檔及媒體報導,而且在文人、作家和學者的筆下,也有充分的反映。

需要強調的是,這一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正有待在建設中國特色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體系的大框架下提煉總結,並不斷完善和創新。當前,我們特別要重視的是緊密結合新時代中國確立的全球治理觀與文明互學互鑒觀,在研究工作中樹立國際視野,堅持中國立場,努力踐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中國理念,不斷深化和開拓研究領域,推進民心相通,服務“一帶一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與宗教和諧作出應有的貢獻。

漢回各民族合作,是中國伊斯蘭研究乃至阿拉伯學和中東學研究的優良傳統,在相關學科建設中,我們也不能忘記這個傳統。明清以來的中國穆斯林學者皓首窮經,為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本土化做出了了重要貢獻,對後代學者有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以馬堅、納忠等先生為代表的我國20世紀穆斯林優秀學者,進一步把伊斯蘭教中國化提升到了一個新境界,他們身體力行地弘揚愛國愛教的基本原則,迄今已成為我國穆斯林的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馬堅先生和他的回族同學、同事們,急國家所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心全意地為我國對阿拉伯國家交往工作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外交、經貿、文化、新聞等領域的阿語人才,其中包括我在內絕大多數都是漢族。幾十年過去了,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外事部門、教學單位裡,從事涉阿事務交往和教學科研工作的人員中,雖然也有回族、維吾爾族同胞,但數量不多,有的高校阿拉伯語專業連一名回族教師都沒有。其實,從歷史事實和現實需要兩個層面看,還是應該重視組建起漢回和諧合作的教學、科研隊伍。因為構建中國特色的阿拉伯學、中東學和伊斯蘭學,都需要注重加強各民族學者間的精誠團結、和諧合作,各展所長、互補共事,才能推動學科的長足發展。這也是我的一個夙願。今年初黨中央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我真心希望在這份重要文件的精神指引下,高度重視包括各民族在內的人才培養,加強教學、研究隊伍建設,重視相關研究機構和智庫平臺的建設。

丁俊:您的這些學術思想,特別是對於學科建設的意見都非常有價值,期盼有機會再與您深入交流,向您請教學習。感謝朱老師接受訪談,請您多保重!

朱威烈:也謝謝你,並借此機會祝願創刊60年的《中國穆斯林》雜誌越辦越好,祝願我國的伊斯蘭研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以不辜負於我們今天這個偉大的新時代。

(訪談人:丁俊,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來源:中國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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