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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穆斯林女性

熱度6953票  瀏覽1579次 【共0條評論】【我要評論 時間:2012年10月16日 22:59

 

我童年的時候,我們弄堂裡有一個中年男子,他每天一大早就到街上跑步,平常也經常看到他在弄堂的空地上鍛煉身體,如做操、跳繩、打羽毛球。 因為樂在其中,汗流浹背是常有的事,氣喘吁吁跑回家去。 弄堂裡有一個公共的水管,鄰里的婦女們聚集在那裡淘米、洗菜、刷碗、洗衣服,我去打水的時候常聽她們議論那個男子,七嘴八舌各抒己見。 “好身體,不去勞動掙錢,天天跑白相(玩耍)。” “吃飽了,撐的,不幫老婆做家務。” “在家肯定是個懶惰坯子。” “在外喜歡顯示自己。”  “他大概有病,不是早洩,就是陽痿,所以要多鍛煉。” 因為沒有正常的溝通,有各種主觀猜測也是正常現象,外人不知當事者是怎麼想的。

從西元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在那漫長的一千三百年歲月裡,歐美各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是保持著對立的兩大陣營,民間交往幾乎不存在,積累了不同文明的斷裂與隔閡。 1798年,拿破崙率領400艘戰船艦隊攻破埃及亞歷山大港口,法軍向首都開羅挺進,直到佔領全境,象徵著歐洲人入侵的伊斯蘭長城缺口。 以後的一百多年,記載了一個龐大的伊斯蘭奧斯曼帝國被西方列強戰敗和瓜分的歷史,殖民主義的分而治之造成了今日世界上的五十七個伊斯蘭小國家。 歐洲人手持先進的武器,以戰勝者的身份和地位進入封閉千年的穆斯林腹地,在他們看來那裡居住的人們處處都是愚昧、落後、貧窮、質樸、順從。  他們只想扮演超人的角色,英雄蓋世,居高臨下,對那裡的居民有什麼真實想法不感興趣,不屑一顧。 我們從許多西方人拍攝的北非“沙漠之戰”的電影中,可以看到歐洲軍人和紳士們對那裡居民的傲慢、不可一世的態度。

最近從美國的一個新聞網站上看到一條新聞,許多年前有一位人類學女學者麗拉·阿布魯豪德到埃及農村去考察,計畫寫一篇論述當代穆斯林女性人權的學術論文。 她選中了一位元重點採訪對象宰娜伯女士,兩人一見如故,載娜伯對她的研究課題也敢興趣,很願意配合,她有許多話要說,為埃及的姐妹們鳴不平。 當麗拉解釋說,她的論文意圖是從埃及人宗教傳統中尋找婦女受歧視的思想根源,她的想法使載娜伯感到吃驚。 她回答說:“不對,我們問題的根源不在宗教,而是因為政府。 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這個小事件,代表著一種普遍的現象。 西方的記者進入穆斯林國土後,走街串巷,訪問貧民窟、山區村莊或綠洲部落,在他們腦海裡存在著揮之不去的父輩職業傳統,帶著西方人勝利者和上流文明的傲氣來到落後地區獵奇海外奇談。 在他們開口詢問之前,早有了固定成見的腹稿,選擇適應報導需要的資料和鏡頭,這不但是他們自己的積習,也是國內媒體受眾期盼新聞的心態。 強盛的物質實力蘊育了無限膨脹的種族優越感,盲目的驕傲自滿妄自尊大束縛了西方媒體的視野,形成狹隘的大老爺思維模式。  超越這個慣性的思路,會遭到讀者的拒絕,責怪他們“不正常”,因為一百多年來一直這樣。 記者們用有色眼光得到的印象,再用筆墨重彩渲染,越抹越濃,越發遠離事實真相,當地人與外界讀者的隔閡更加拉大了距離。 今年夏季,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曾經舉行過一次研討會,召集到北美許多國家的專家教授聚集一堂,討論西方媒體對穆斯林婦女長期以來所製造的理解鴻溝,媒體描述的形象與客觀事實相距甚遠,現在該是改弦易轍的時候了,時不我待。

畢業于哈佛大學、現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阿布魯毫德博士,深受西方人類學理論的灌輸,但去埃及實地考察改變了她的觀念。 她認為這過去的二十年,西方媒體對亞洲和非洲婦女地位的研究走進了條死胡同,一方面的原因是媒體技術提高,方便,快速,圖文並茂,信息量劇增,錯覺的資訊迅速傳播,氾濫全球,覆水難收,例如他們最常報導的父母包辦婚姻、青年女子割陰以及虐待婦女的其他封建陋習。 西方媒體對亞非地區落後面的宣揚,滿足了許多人幸災樂禍的欲望,創造了收視率和發行量,拔高了西方人的自傲和優越感。

在這個媒體文化的怪圈中,出現了一個國際女騙子阿亞安·希爾西·阿裡,全世界都受到她的謊言欺騙。 她1969年出生在索馬里一個穆斯林家庭,父親是當地一名圓滑的政客,在政府更替的動亂中帶領全家逃離,以難民的身份流亡沙烏地阿拉伯,又輾轉到過艾瑟爾比亞和肯雅。 跟隨家庭流浪的阿亞安學會了許多種外語,聰明能幹,結婚成家,但她不滿意傳統的生活,不擇手段追逐她的“西方夢”。 1992年以探親的名義入境德國,又潛入到荷蘭,因為探親旅遊簽證到期,她提出政治避難,謊稱現任丈夫是包辦婚姻,挨打受氣,生不如死。 作為政治難民,她在荷蘭定居了下來,從事低收入的翻譯服務,同時讀大學,攻學位。 2001年美國動員世界“反恐”,機靈的阿亞安看到了千年難逢的良機,她開始宣佈自己背叛伊斯蘭,成為無神論者,加入工党,寫文章,發表演說,揭露批判伊斯蘭“萬惡的舊社會”,歧視和壓迫女性。 她一連寫了兩本迎合無知讀者胃口的暢銷書《叛教者》和《牢籠中的處女》,對伊斯蘭文化和社會無恥造謠和百般辱駡,博得歐洲社會興奮支持。 頓時間,她名利雙收,既得財源滾滾,又成社會名流。 2003年她以荷蘭自由民主人民黨代表身份入選國會下院議員,她的地位達到了頂峰,住宅有軍警日夜保護,出國演講和開會都有秘密保安跟隨。 騙子的好景不長,2006年狐狸尾巴逐漸露了出來,許多方面對她提出訴訟,揭發她編制的各種謊言,為了騙取政治避難權,資歷證件造假,矇騙荷蘭政府,她攻擊伊斯蘭的許多言論毫無根據,胡編亂造嘩眾取寵。 她的罪行都受到荷蘭法律制裁,然而她的出現如同一閃即逝的鬼影,卻給西方媒體造成巨大信譽損失。 凡是採用過她資料的媒體,無不被穆斯林看作造謠無賴,加深了對西方媒體的敵意和不信任。

在北美的大學論壇上,學者們為受騙上當感到羞愧和氣憤,阿亞安事件是對西方人的浮躁和虛榮一次嚴厲教訓。 當今世界上,我們所看到的任何宗教,均以和平與仁慈為本,想把一個社會的不良惡習歸罪於一個宗教的根源,便是緣木求魚,任何宗教都不存在這種因素。 學者的職責是與人為善, 努力研究和改善世界各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如人權、經濟、文化、教育、家庭、兒女,尊重她們的種族與文化傳統。 阿布魯毫德博士說,從宗教與種族的偏見角度去證明民族的優劣,是社會研究的誤區,不得要領,邪門歪道,成事不足壞事有餘。 例如阿富汗和伊朗的婦女,她們身穿長袍,頭戴嚴密的蓋頭,她們毫無西方人所想像的遭受宗教與政治迫害的感覺,而把傳統的穿戴視為光榮,表現了她們的婦道規範,受到社會尊敬。 埃及和土耳其曾在西方國家強權下被迫實行世俗化,都有效仿西方社會“解放婦女”的法令,例如在公共場所禁止女子戴蓋頭,而在今天“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中,婦女們上街示威遊行反對政府的蓋頭禁令,呼喚收回穆斯林女子戴上蓋頭的人權和自由。

在所有伊斯蘭國家,也都有他們自己的人權運動,各國知名的人權活動家不在少數,如阿富汗的法烏茲婭·庫菲、馬來西亞的載娜赫·安瓦爾、印尼的法爾哈·齊切克,他們的著眼點是社會公道。 他們根據全民信仰的伊斯蘭教義精神質疑政府法規和家庭制度,要求全社會遵循伊斯蘭人人平等的原則對待婦女和弱勢群體。 宗教原則與社會傳統習俗是兩回事,把所有社會問題歸罪於伊斯蘭,是西方社會對穆斯林社會的偏見、仇視和恐懼,其中有政治企圖。

西方人以勝利者自居的驕傲心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譬如西方的姑娘們認為她們身穿比基尼、男女性開放、酗酒吸大麻,是個人自由的符號,把不接受西方人生活方式的人一律視為愚昧落後,麻木不仁。 美國政府以自由與解放的名義向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軍事入侵和佔領,假如美國姑娘們要求她們的政府強迫那裡的婦女們都脫掉長袍換上比基尼,把她們從家庭觀念中“解放”出來享受婚外戀和一夜情,阿富汗的山民婦女未必能領受到美國式的幸福和快樂,只可能是屈辱、虐待和折磨。 西方文明隨著歐美列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傳播到全世界,但還不夠資格成為征服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因為他們的自由化暴露了太多人類的缺陷和劣根性,應當檢討,反省,悔過。 因此,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接受西方化的同時,不要忘記自己祖先留下的珍貴精神財富,要有自尊和自我,才能使這個世界更精彩。 麗拉女士從埃及農村考察回來,發生了思想轉變,她的論文有了新目標。 她在多次北美學術研討會上呼籲學者們不要繼續迷誤下去,因為在她的埃及農村考察中發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德:大家庭中充滿優美的慈祥和仁愛,忠誠與責任構造了牢固的婚姻與親情,宗教是滋養社會高尚文明的沃土。

(本文參考”Debunking the ‘oppressed’ Muslim woman myth”  from http://www.vancouverobserver.com/taxonomy/term/29053/debunking-oppressed-muslim-woman-myth,阿立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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