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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主義與唯物主義
導 言 大多數人認為，進化論是由查爾斯·達爾文首次提出的，是基於科學證據、考察和實驗的一個理論。然而，達爾文並非進化論的首創者，這個理論也沒有科學證據。進化論只不過秉承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教條。雖然，進化論並沒有任何科學的支援，但它打著唯物主義哲學的幌子，卻得到了盲目的支援。 這種狂熱給世界帶來了各種災難。達爾文學說的傳播以及它所支援的唯物主義哲學，已篡改了“人是什麼？”的答案。過去，用“人是真主創造的，人必須根據他教導的美德去生活”，來回答這一問題的人們，開始考慮”人是偶然產生的，是由生存鬥爭發展而來的一種動物”這樣的假設。人們為這個巨大的騙局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基於衝突哲學的種族主義、法西斯、共產主義等許多其他殘暴的世界觀，都是從這個詭計中獲得力量的。 本文將分析達爾文學說帶給世界的災難，並揭露它與當今最重要的全球性問題之一，即“恐怖主義”之間的聯繫。 達爾文學說的謊言“生存就是衝突” 達爾文從一個基本的假設，發展他的理論：“生物的發展依賴生存的鬥爭。強者在鬥爭中獲勝；弱者注定失敗和滅亡。” 根據達爾文的觀點，自然界中存在著殘酷的生存鬥爭和長久的衝突。強者永遠戰勝弱者，發展由此才能發生。他給《物種起源》一書起的副標題，就概括了這個觀點：《物種起源》--自然選擇的方式或生存鬥爭中特權種族的保留。 而且，達爾文甚至提出的“產生存而戰”，同樣適用於人類種族之間的“生存之戰”。根據這個欺騙性的主張，“特權種族”總是鬥爭中的獲勝者。在達爾文看來，特權種族就是歐洲的白種人。非洲或亞洲的其他種族，卻在生存鬥爭中成了落後的種族。達爾文進一步斷言，這些種族將很快完全失去“生存鬥爭”，並因之而滅亡：
印度人類學家拉里塔（Lalita Vidyarthi），就達爾文進化論被社會科學中的種族主義所利用的事實，作了如下解釋：
達爾文的靈感來源：“馬爾薩斯的殘忍理論”
達爾文在這個主題上的靈感，來自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馬爾薩斯估計，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將快速增長。在他看來，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戰爭、饑荒和疾病等災難。簡言之，根據這個殘暴的主張，為了一些人的生存，其他人就必須死亡。生存意味著“永遠的戰爭”。 在19世紀，馬爾薩斯的想法被廣泛接受。歐洲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尤其支援這一殘忍的想法。在“納粹‘種族淨化’計劃的科學背景”一文中，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19世紀之歐洲的重要性，這樣寫道：
這種殘酷政策的結果，使在生存鬥爭中失利的弱者將被滅絕，人口的高速增長也就得以平衡。19世紀，英國真正實施了這一所謂的“壓迫窮人”的政策，並建立了一種工業體制：讓8-9歲的孩童每天在煤礦打工16小時，數以千計的兒童死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 達爾文受這些思想的影響，把衝突的觀點應用于自然的所有方面，並提出強者與適者將在生存鬥爭中獲勝。而且他還主張，所謂的生存鬥爭，是大自然合法而不變的法則。另一方面，他鼓勵人們否認創造，並拋棄宗教信仰；因而，破壞可能阻礙殘暴的“生存鬥爭”的所有道德規範。 隨著這些殘酷觀點的盛行，20世紀的人類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它們使人類走向殘暴和專橫。 ”叢林規則”開闢的道路：法西斯
從納粹的思想意識裏，可以看到濃重的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分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阿爾佛雷德·羅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所建立的理論時，可以發現像“自然選擇”、“選擇性的交配”、“種族間的生存鬥爭”等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中多次闡述的概念。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鬥爭”與“適者勝利”的主張，激勵希特勒把他的書叫做《我的奮鬥》。他在書中特別提到了種族之間的鬥爭：
1933年，希特勒在紐倫堡市的集會上聲稱：“高級種族奴役低級種族……我們在自然界見到的公理，並把它看作唯一可以得到的公理。” 納粹深受達爾文主義的影響，這幾乎是這方面的歷史學專家一致承認的史實。 歷史學家希克曼·希特勒（Hickman.Hitler）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提出這些觀點的希特勒，將世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野蠻境地。許多種族和政治團體尤其是猶太人，在納粹的死亡集中營裏，遭到可怕的殘害與屠殺。以納粹分子的侵略行為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整整五千五百萬人的生命，成了這種理念的犧牲品。在世界歷史上，藏在這場最大悲劇幕後的，正是達爾文主義“生存鬥爭”的概念。 血腥的聯盟：達爾文主義與共產主義 當法西斯主義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勢力之上時，左翼就被共產主義所佔領。共產主義者總是達爾文理論最狂熱的擁護者。 達爾文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這種關係，可追溯到這些“主義”的創始人。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出籠，共產主義的創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閱讀了該書，並驚歎書中“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他們之間的通信顯示，他們看到了達爾文理論中的“包含共產主義之自然歷史的基礎”。而且，恩格斯還在達爾文的影響下，寫下了《自然辨證法》一書，書中充滿對達爾文的讚頌，並在“勞動：從猿到人之過程中的作用”一章裏，就努力把進化論作為自己觀點的佐證。 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如，彼克哈諾瓦（Plekhanov）、列寧（Lenin）、托洛茨基（Trotsky）和史達林（Stalin）等，都贊同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俄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彼克哈諾瓦把馬克思主義看作”達爾文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6 托洛茨基說：”達爾文的發現，是辨證唯物主義在整個有機物領域的最大勝利。”7 在共產黨幹部的形成過程中，“達爾文主義教育”起了極大的作用。例如，史達林在年輕時就信仰宗教，但讀了達爾文的書籍後，才成了無神論者。這是歷史學家們所證實的事實。8 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屠殺了數百萬人的毛澤東，就公開宣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建立在達爾文主義及進化論之上。”9 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詹姆士·若維·普塞（Reeve Pusey），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國與查爾斯·達爾文》一書中，就達爾文主義對毛本人及中國共產主義的影響，列舉了大量的細節。10 一句話，進化論與共產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進化論聲稱生物是偶然產生的，這給無神論者提供了所謂的科學依據。主張無神論思想的共產主義，也因此與達爾文主義牢牢綁在一起。進化論甚至提出：大自然的發展由於衝突（也就是說“生存鬥爭”）而得以實現，它支援了共產主義理論基礎之“辨證”的概念。 如果我們想想“辯證的衝突”這一共產主義的理念--它在20世紀作為“屠殺機器”使一億二千萬人喪命，那我們就更好地理解達爾文主義出世後，它給世界所造災難的程度了。 達爾文主義與恐怖主義 正如我們所見，達爾文主義是各種暴力思想賴以存在的根基；它們給20世紀的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躲在這種理解與方法背後的根本理念，就是與“非我族類的廝殺”。 對此，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世界上有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世界觀和不同的哲學；非常自然，這些不同觀念具有互相反對的特點。然而，它們不同的態度，可以從兩種方式中相互觀察： 1) 他們可以尊重“非我族類”的存在，努力與他們建立對話，採取一種人性化的方式。 2) 他們會選擇與他人搏鬥，以損人利己的方式，即野獸般的行為去達到目的。這是唯物主義採用的方式，即反宗教的方式。 當我們考慮上述兩種方式之間的差異時，就會看到達爾文主義向人類潛意識裏，灌輸的“人是衝突性動物”的煽惑力。選擇衝突方式的個人或團體，對達爾文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原理可能一無所知；但是，他們最終同意，其哲學基礎完全基於達爾文主義。使他們相信這一觀點正確的，恰恰是達爾文主義的這些口號：“世上強者生存”、“大魚吃小魚”、“戰爭是美德” 、“人通過發動戰爭而進步”。一旦離開達爾文主義，這些口號也就失去意義了。 實際上，如果沒有達爾文主義，也就不存在什麼“衝突”哲學了。世上的大部分人信奉的三種有啟示的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反對暴力。三種宗教都期望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寧，都反對濫殺無辜，都反對殘暴與迫害。衝突與暴力破壞真主向人類所昭示的道德，是反常而有害的概念。但是，達爾文主義卻認為，衝突與暴力必須存在，它們是自然、合理、恰當的理念。 因此，如果有人以伊斯蘭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名義，並使用其概念和標誌而實施恐怖行動的話，他們就不再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實際上，他們是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雖然披著宗教的外衣，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縱然他們宣稱為宗教服務也罷。事實上，他們是宗教與信士的敵人。因為，他們幹的是宗教本身所禁止的罪行，而且以這樣的方式給宗教抹了黑。 因此，我們這個世界所面臨的恐怖主義行徑，不會出自任何一種神聖的宗教，而是來自我們這個時代的無神論及其表達方式“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 那些聲稱以宗教的名義而行事的人們，也許會錯誤地理解並實踐其宗教信仰。因此，從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中，得出對該宗教的看法是錯誤的。而認識伊斯蘭的最好辦法，是仔細閱讀該宗教神聖的原始資料。伊斯蘭神聖的原始資料就是《古蘭經》；《古蘭經》 所倡導的道德規範，與當今某些西方人的腦海裏，對伊斯蘭的想象完全不同。《古蘭經》的道德觀基於博愛、善良、仁慈、謙和、自我犧牲、寬容與和平之上。而一個真正按照這些道德準則生活的穆斯林，是個溫文爾雅、深思熟慮、寬以待人、值得信任並樂意助人的人。他給周邊的人帶去愛心、尊重、安寧和歡樂。 伊斯蘭是和平與幸福的宗教 “伊斯蘭”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是“和平”的意思。伊斯蘭給人類帶來一種充滿和平與幸福的生活，安拉把他永恒的仁愛與慈憫展現在世界面前。安拉召喚地球上所有的人們：把《古蘭經》的道德教誨作為一種典範，以此在世上體驗仁愛、善良、寬容與和平的生活。在《古蘭經》黃牛（百格勒）章第208節裏，真主就這樣命令道： “通道的人們啊！你們當全體加入和平的宗教中，不要跟隨惡魔的步伐，他確是你們的明敵。” 正如經文所說的，真主告訴我們，只有信奉伊斯蘭，並根據《古蘭經》的道德規範去生活，人類才能幸福地生活。
真主命令人們避免邪惡；禁止懷疑、不義、造反、暴政、侵略、謀殺、流血。那些不遵守真主命令的人們，在經文裏被定義為“跟隨惡魔的人”，而且真主已明確昭示：那是非法的行為。《古蘭經》裏有很多關乎這些問題的章節，其中的兩節是這樣表示的：
正如我們所讀到的《古蘭經》文，在伊斯蘭裏，真主已禁止一切形式的有害行為，包括恐怖主義與暴力活動，並譴責做出這等行為的人們。穆斯林是美化和改良世界的人們。
伊斯蘭是這樣一種宗教：給人類的生活、見解和思想以自由，嚴禁在人們之間製造緊張、衝突、誹謗與猜疑，甚至禁止對別人持消極的想法。 伊斯蘭不僅嚴禁恐怖和暴力，而且不允許對他人的思想哪怕是最輕微的壓制：
強迫人們信奉宗教並接受其信仰形式，違背伊斯蘭的精神和本質。因為，在伊斯蘭看來，對真主的信仰，只能通過自由意願和深思熟慮來接受。當然，為了實施《古蘭經》確立的道德準則，穆斯林們可以互相勸勉，但絕不能使用強迫的手段，也不得施以任何身體或心理上的壓力；它們都不能利用世俗的特權，促使某人歸向宗教。 讓我們假想一個與之完全相反的社會模式。例如，一個依靠法律強迫人們實踐宗教的社會吧。這種社會模式與伊斯蘭完全相反；因為，當個人自願地信仰和崇拜真主時，才具有價值。如果用一種制度強迫人們去信仰與崇拜的話，那麼，人們只因為害怕這個體制而顯得虔誠。宗教本身的價值在於：宗教要在良心自由的環境中得到實施，即為了獲得真主的喜悅去實踐宗教信仰。
根據《古蘭經》，殺害一個無辜的人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如上述經文所示，毫無理由地枉殺無辜的人，將受到嚴懲。真主已經昭示：殺害一個人的罪過與殺害眾人一樣的嚴重。捍衛真主尊嚴的人，別說是殺害數以千計的無辜者，甚至不給一個人造成任何損害。那些想逃脫今世審判與懲罰的人們，在末日無法逃脫真主的清算。所以，知道死後會受到真主審判的人們，將非常小心地遵守真主所確立的一切限度。
有一節經文是這樣講述穆斯林的道德的：
如本節經文所示，為了獲得解放、憐憫和樂園，真主向他的僕人降示的最重要的道德準則，就是“以慈憫相助”。 《古蘭經》中所描述的伊斯蘭，具有現代、文明、先進的特色。穆斯林首先是和平之人；穆斯林本著民主精神寬容別人；文雅、開明、誠實、審美、科學與文明是穆斯林的個性。 在《古蘭經》的美德下培養的穆斯林，永遠以伊斯蘭教規中的愛，來對待每個人；尊重各種思想觀念；重視美學與藝術；中和地面對每一種事情，並且縮小不和、重歸友好。由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比那些當今最具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人們更為文明、社會公德更為高尚，生活更為歡樂、幸福、公平、安全和富有。
在《古蘭經》的“艾耳法章”第199節裏，用“你要原諒”這樣的啟示表達了“寬恕與寬容”的概念，這是伊斯蘭的基本原則之一。 當我們關注伊斯蘭的歷史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穆斯林在社會生活中，是如何實施《古蘭經》道德教誨中的這一重要規定的；還可以看到，在穆斯林所到之處，廢除了非法的行為，創建了自由與寬容的環境。在宗教信仰的範圍內，從語言與文化方面，使那些彼此完全不容的民眾，能夠在同一屋檐下自由、和平地生活，並使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們獲得知識、財富和地位。同樣，擁有廣大地域的奧斯曼帝國之所以能夠存在數百年，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斯蘭帶給人們的生活道路，是那樣的寬容和善解人意。幾個世紀以來，寬容和善良的品質造就了穆斯林。在每個歷史階段，穆斯林都是最公正、最仁慈的人群。在這個由多民族組成的社會中，人們可以自由地實行自己跟隨多年的宗教信仰，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並以自己的方式崇拜。 誠然，只有《古蘭經》所實踐的穆斯林所特有的寬容，才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寧。《古蘭經》就此指出:
這一切表明，伊斯蘭供給人類的道德教誨，正是給世界帶來和平、幸福和公正的準則。當今世界上，被人們稱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野蠻行徑，是完全偏離《古蘭經》的道德教誨的，是愚昧無知者的所為，是與宗教沒有任何關係的犯罪。對那些打著伊斯蘭的旗號而蠻幹的個人或團體，我們反對他們的辦法，就是本著伊斯蘭真正的道德教誨，去指導他們。 換言之，伊斯蘭與《古蘭經》的道德教誨，並不是恐怖主義與恐怖分子的支持者，而恰恰是把世界從恐怖主義的災難中解救的辦法。
1.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2nd edition, New York, A L.
Burt Co., 1874, p. 178 |
達爾文學說在19世紀滋養種族主義時，形成了在20世紀得以膨脹、給世界帶來血風腥雨的意識形態：納粹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