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陳克禮一生的回顧與反思-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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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克禮一生的回顧與反思

作者:馮今源

一、陳克禮一生是怎樣的?

1970年7月5日,在故鄉河南省襄城縣穎橋鎮的河堤上,一顆子彈擊穿克禮阿訇的頭顱,使這位著作等身的回族穆斯林學者一步邁入歷史的史冊,回歸到真主的闕下,至今已經整整40個年頭了。

 應該承認,陳克禮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在人們的口碑中,對他有褒有貶,議論不一。我以為,要想對他做出一個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必須先要對其一生究竟做過些什麼、說過些什麼,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全面的瞭解與認識。陳克禮是在當年“一打三反”運動中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害的,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窮回回書生,怎麼就成了共和國的罪人了?他有罪麼?他應該受到這樣的極刑麼?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必須先要搞清楚他的傳奇一生究竟是怎樣的?   

根據網上兩份《陳克禮簡介》我們瞭解到,1923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西元1923年6月8日,癸亥年戊午月壬子日,伊斯蘭教曆1341年10月23日][1]陳克禮出生在河南省襄城縣石羊街。直到1951年2月,他先後在故鄉的清真寺、穎橋鎮清真寺、禹縣(今禹州市)清真寺、魯山縣清真寺、寧夏固原縣清真寺、甘肅平涼縣旅平清真寺、隴東師範學校阿專班、北京成達師範學校學習,先後受教于杜文明、馬負圖、謝文貴、王靜齋、白心齋、馬松亭、馬堅、龐士謙等阿訇和學者;1948年課外兼任《伊聯報》編輯工作;1949年5月,陳克禮回到家鄉應聘去穎橋鎮清真寺任阿訇;1951年1月所著《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在北京出版發行;同年4月譯作《回教信仰基礎》在北京出版發行;1952年2月譯作《回教與社會》在北京出版發行。可以說,在陳克禮29歲以前,他基本上是以求學為主;25歲時,開始接觸一些編輯文字的工作;26歲時,擔任家鄉清真寺阿訇之責,並利用閒暇時間從事伊斯蘭教的研究與翻譯工作;28歲至29歲時,即已正式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一部專著、兩部譯作。這一階段的陳克禮從事的是宗教學習和研究,絲毫也沒有牽涉到政治問題。 

1952年6月經馬堅教授介紹,陳克禮來到北大東語系任助教。在此期間,它主要還是做了這樣三件事:一個是繼續廣泛閱讀各方面書籍,增長自己的知識,開闊自己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則依然勤於筆耕,繼續進行《塔志》(聖訓經)的翻譯工作,1954年2月《塔志》(聖訓經)上冊在北京出版發行;此外還完成了蘇聯東方學家巴托爾德所著《伊斯蘭文化史》和西班牙伊斯蘭學者伊本·圖飛勒所著哲學小說《覺民之子永生》的翻譯;第三件事就是當好助教,認真備課、講課,由於“他知識淵博,見解獨到,深入淺出,講課深受廣大同學歡迎”。這時,政治開始關注這位回族穆斯林青年學者:由於他勤奮敬業、工作突出,成績斐然,學校的“黨組織專門派人經常做他的工作,動員他入黨”;然而,卻被他“婉言謝絕”;甚至於1955年5月“毅然決定辭去助教一職”,“離開北大,避居海澱清真寺”,後回到家鄉,同年9月與妻子離婚。可以說,在北大的三年,陳克禮也基本上是不涉政治,以學習、研究、講授伊斯蘭教知識,翻譯伊斯蘭教學經典著作為自己的使命,並做出巨大成績。當政治對他表示青睞的時候,他婉言謝絕了,悄然離開了。在全國掀起批判胡風集團的運動時,他說:“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係。”於是,有人開始對他表示不滿了。一位北大的回族教師說:“他在北大是個討人嫌”,“他孤傲,脫離群眾,死守宗教,無視現實”;另一位北大教師說:“陳克禮在北大工作期間,凡集體活動他都不想參加,一有空他就去寫書,有事要找他,卻找不到他。大家都在緊跟時代潮流,他卻逆時代潮流而行,他咋不背時呢。”還有一位他的回族同事說:“陳克禮最大的缺點是說話放肆,他不識時務,正當批判胡風的時候,他竟然說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認為與己無關。”是啊,在當時那些善於“緊跟時代潮流”者的眼中,陳克禮就是這樣一個不識時務的書呆子,他的“背時”、倒運,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活該!

    1956年2月,經教導主任楊永昌再三邀請,陳克禮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師。鑒於在北大的前車之鑒,為了不受政治的干擾,能自由地進行翻譯寫作工作,他與中國伊協領導言定,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作為伊協正式職員,來去自由,不受任何約束。在經學院任教期間,他擔負多門課程的講授,“所講授的課程仍然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餘他仍繼續堅持翻譯工作。然而,在經學院的授課階段,卻為陳克禮的倒楣一生埋下了伏筆。據《簡介》可知,“1957年9月,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開始‘反右運動’,召開大會批判陳克禮的右派言論,會後,他離校回家。不久,他即攜子女流浪。”也有的人介紹說:“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陳克禮阿訇因其對伊斯蘭堅定明確的思想觀點和光明磊落、直言不諱的性格,首先受到打擊。儘管他一再申明以前言定的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伊協方面有關領導仍然堅持要求哪怕他不發言,也要去聽一聽‘群眾’的觀點。出於無奈,他參加了伊協組織的對他的批判會。鑒於當時已不能進行授課和翻譯工作的情況,他決意離開伊協,離開北京,回到了家鄉。”

看來,都是他講課惹的禍。那麼,他都講了一些什麼“右派言論”呢?在《陳克禮傳》中有一段他自己在批判大會上的“認罪”言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據他自己檢討說,當時在講課過程中他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在經學院對學生說:“六億五千萬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們這一代人了。”當時我有一種錯覺,我以為在伊斯蘭教經學院,對伊斯蘭教學生講伊斯蘭教的發展是“在教言教”,是政策許可的。殊不知,伊斯蘭教經學院也要講政治掛帥,要教育學生樹立社會主義人生觀。我的錯誤就在於教育學生與國家政策背道而馳。

第二個問題,說我對學生講:“我們要把伊斯蘭的血液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裡去。”在社會主義社會說這話就是放肆,就是政治錯誤,那時我沒有用社會主義思想去感覺感覺,而認為說話,說過算過。今天,我認識到了言論放肆是有嚴重後果的,咎由自取。

第三個問題,說我講過:“要把六億五千萬人變成一個思想是不可能的。”我說這句錯話是在“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全國統一思想,統一意志。我說這話就和思想改造運動唱反調。錯就錯在這裡,和黨的政治運動唱反調當然沒有好下場。

第四個問題,說我講過:“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係。”這是我在北京大學工作時講過的錯話,當時批判胡風占了很多時間,我說了這句發牢騷的話,因為反胡風是一場政治鬥爭,我的話和政治一掛鉤就成了原則性錯誤。現在我認識到我不學政治,不懂政治。反胡風是政治運動,全國人民都得參加,我說不參加就是政治上的無知,批判我反動,不虧。

第五個問題,說我曾對學生說:“馬列主義將要融入伊斯蘭主義。”我說話隨便,不思後果,受到打擊時才細思。馬列主義是一個廣闊的世界,伊斯蘭主義是一個宗教。一個宗教能融得了一個廣大的世界嗎?我說話隨便,隨意撂出了這句狂言,又是一個政治言論錯誤,“我們要解放全人類”是全國到處可見的口號,馬列主義要解放全人類。我說的這句話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反動的。

1958年到1970年,陳克禮厄運連連,倒楣的事情如影隨形,一件接著一件地找到他的頭上。

1958年9月,不諳世事又高度近視的克禮阿訇因買不上火車票,誤買了票販子的假票,還沒有發覺上當受騙,就帶著兩個孩子登上西行的火車。查票時被查出,不由分說被送進了收容所。盤查身份時,他說出了以前的工作單位,收容機構給其單位通電話,通知單位來領人,單位負責人回答:“這個人是我單位的右派分子,你們可就近發落。”於是克禮阿訇被以右派分子的身份押送到陝西銅川勞改煤礦勞動教養。

1961年11月25日,勞教隊宣佈對陳克禮解除勞動教養,因釋放證文字有誤,未領取。據說,由於他表現還不錯,勞教隊決定對他提前解除勞教。當時,勞改煤礦方面再次與其原單位通電話,通知說陳克禮已解除勞教,讓單位來領人,原單位答覆說,這個人不是我單位的人了,交原籍處理。於是克禮阿訇再次大難臨頭,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家鄉監督勞動。

    1962年2月2日,陳克禮領到了經更正的釋放證。2月29日領著子女回到襄城縣。同年5月應聘去葉縣馬莊清真寺任阿訇,僅過了三個主麻日即被村政府強令回家。

1963年5月18日,鎮政府領導宣佈給陳克禮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勞動。

1964年9月鎮政府領導宣佈給陳克禮補劃為富農出身。

在這幾年中,陳克禮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意志力,堅持實現著他的內心追求。1962年,被送回家鄉後,原來那破舊不堪的家已不復存在,一些鄉親們偷偷地幫助他重新置起了一個“家”。當時他被安排看管生產隊的菜園,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而且沒有行動自由。這樣惡劣的處境下,他竟然開始了自己的“十年譯作計畫”。首先,他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整理完成了《聖訓經》中、下兩冊的譯稿;又譯完了長達六萬行的波斯史詩《列王記》;接著又完成了《伊斯蘭發展史》、《阿拉伯文學史綱要》等書的翻譯。截止到1965年底,他又先後完成了《古蘭經學》、《伊斯蘭社會思想運動史》、《伊斯蘭文化簡史》、《伊斯蘭學術論叢》、《中國與阿拉伯的關係》、巴基斯坦著名詩人和思想家伊克巴爾的《伊斯蘭思想維新記》、《歷史導論》、《中世紀穆斯林旅行家傳》、《伊斯蘭史料資料輯要》、《論阿拉伯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影響》、《伊斯蘭學概論》等十幾種著作,並開始了《伊斯蘭論》、《中國論》、《世界論》三部曲著作的編寫。

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國長達十年的政治動亂。面對這場禍國殃民的災難,生性秉直、光明磊落、憂國憂民的陳克禮阿訇,竟然忘記了自己的處境與“身份”,署名上書中央文革和國家領導人,秉筆直言,曆陳“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建議立即停止;同時闡明社會主義一些正確理論源於伊斯蘭,指出伊斯蘭可以作為中國正確發展與前進的道路。為此,他招來殺身橫禍,以“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66年8月28日,紅衛兵第一次抄陳克禮的家,隔日又第二次抄陳克禮的家,所有譯、著手稿被抄收一空。1970年2月26日陳克禮被抓,7月5日慘遭殺害。

二、怎樣看陳克禮的傳奇一生?

40年來,關於陳克禮的議論不一,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的說他“愛國愛教、與時俱進,創造了非凡的業績”;有的說他是好人,是窮人,是天才,是人才,是一流水準的知識份子,善良、清貧、勤奮、艱苦,卓爾不群,一生從未侵害過任何人的利益,無愧於國家和社會,他一心只想做學問,只想用伊斯蘭思想來淨化穆斯林的心靈;也有的說他是“宗教狂熱分子”,“政治上的糊塗蟲”,“走長路不看天色風雲”,“人緣不好,孤芳自賞,脫離群眾”,不能與同事“融洽相處”,不能原諒別人,也不可能得到別人原諒;他的貢獻也“並非很大”,“他只不過寫了幾本書而已”;“不明智”;“他說話放肆,不識時務,在經學院工作他太偏於宗教,疏遠現實政治,說話隨便而且頗多越過政治雷池。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時,有人叫他逆來順受,俯首認錯,以避反右運動鋒芒,他卻說:‘這是起碼的信仰自由’而不聽忠告”。

在簡要地回顧了陳克禮阿訇的傳奇一生後,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陳克禮阿訇何罪之有?

縱觀他的一生,似乎影響他聲譽的只有三個階段:一個是北大期間,一個是經學院期間,另一個就是在“文革”期間。

北大期間,對其有不好影響的,除了他“婉言謝絕”組織的好意,拒絕加入黨組織外,恐怕就是他公開表示拒絕參加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會。這是什麼罪過麼?這是什麼錯誤麼?今天看來,這兩件事情不但不能算是罪過,連錯誤也談不上!應該說,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的自由的社會,入黨還是不入黨,參加還是不參加批判會,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任何選擇都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如果因此就將陳克禮送上審判台,就表示當時的中國,公民個人的尊嚴得不到社會應有的尊重,證明當時的社會出了問題,錯不在於陳克禮,而在於當時社會的執政者。

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期間,他在課堂上的一些講話被定為“右派言論”,是他的主要“罪行”。讓我們一一分析一下,看看這些言論究竟有什麼錯?

1、他在經學院對學生說:“六億五千萬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們這一代人了。”陳克禮是一位信仰虔誠的穆斯林學者,是一名阿訇,他對自己祖祖輩輩信仰的伊斯蘭教有著濃厚真摯的感情,他堅信伊斯蘭教是指引人類走向光明的唯一正道,全中國、全世界的人們或遲或早地都會聚集在伊斯蘭教的綠旗下,走向統一,走向光明, 走在真主指引的這條人間正道上來,過上兩世吉慶的生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是一個在教言教的宗教院校,目的就是培養新一代伊斯蘭教事業的接班人。身為教師的陳克禮阿訇,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接過前輩的接力棒,繼續發揚光大,堅定純正伊斯蘭教信仰,弘揚伊斯蘭教的美德,在建設祖國的實踐中,不斷用自己的言行擴大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最終使全國人民都能夠接受這個純正的宗教。平心而論,一位元專職的阿訇這樣認識問題,是正常的,是無可非議的。所謂伊斯蘭教的人生觀與社會主義人生觀水火不容云云,現在看來也值得商榷。宗教信仰屬於思想信仰,社會主義屬於政治信仰,兩者有區別,但不是水火不容。信仰宗教的人,不等於在政治上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同樣是回族,馬良是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賣國賊,而以馬本齋為代表的回族中共黨員卻是堅決與日寇進行頑強抵抗的抗日英雄和愛國者。除了信仰真主這一點外,伊斯蘭教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未必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例如,伊斯蘭教那些愛國愛教、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憐憫孤寡、熱愛學習、努力工作、善待鄰里、助殘濟貧等等善行觀、榮辱觀,與社會主義的善行觀、榮辱觀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大體上是一致的,都是勸人行善、止人作惡的。所以,在延安時期,我們黨曾經提出,要回族人民“發揚回教美德,積極投身抗戰”;今天我們黨又正確地提出“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這樣一個調整黨和宗教界相互關係的準則。

當然,當年陳克禮這樣講話,在今日看來,也並非毫無可以挑剔之處。無論是當今世界,還是未來的世界,都不會是哪一家意識形態大一統的世界,都只能是多元的世界。中國也是如此。說伊斯蘭教可以成為全中國人民唯一的信仰,顯然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些穆斯林兄弟不是還在著力宣傳要把伊斯蘭教的綠旗插遍全世界麼?這類話說多了,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會引起不必要的宗教信仰之爭、有神無神之爭,不利於全國人民的大團結,還是少說這類大話、空話、套話,多做些實事、好事為好。

2、他對學生講:“我們要把伊斯蘭的血液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裡去。”這同樣是基於一位有著堅定信仰的穆斯林阿訇對未來的一種嚮往而已,算不上什麼錯誤,更不是什麼罪惡。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來,各族穆斯林始終在保留自己特立獨行的基本信仰和教義主張的同時,不斷地適應著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調整自己的方位,自覺主動地接受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薰陶;與此同時,也以其獨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百花園。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始終都是多元的文化,是在不斷吸納古代眾多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現代56個民族文化和各種宗教文化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今後,中華民族文化的持續發展與進步,依然要繼續吸納各種人類文化的積極因素才能成功。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回族穆斯林學者提出要將自己世世代代信奉的伊斯蘭教的優秀文化之血,“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裡去”,補充豐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恰恰表達出他的一顆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文化的赤子之心,何罪之有?

3、他對學生講:“要把六億五千萬人變成一個思想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句大實話,是完全正確的,是對當時那種極左思潮的直言不諱的反抗和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在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上,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國度裡,強力推行一種思想信仰要全國人民都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接受,那是癡人說夢,根本辦不到!當年,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們不能強迫人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強迫人家不信教。這絕非僅僅是他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胸懷,而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基本原則,得出的必然結論。

4、他說:“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係。”拒絕參加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會,認為這與他所從事的伊斯蘭教經典翻譯與研究工作不搭界,會耽誤他的許多寶貴時間。如前文所述,在一個尊重每個人尊嚴的正常社會裡,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或錯誤,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把這樣一句牢騷話說成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只能說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太不正常了!

5、他說:“馬列主義將要融入伊斯蘭主義。”未來的世界,恐怕還會是一個多元的意識形態,未必會將所有的“主義”都“融入”到哪一個“主義”之中吧?然而,作為一名堅信伊斯蘭教正道,堅信伊斯蘭教真理的阿訇,陳克禮具有這種認識或觀點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算是什麼錯誤或反動,更不能說是什麼“右派言論”。我們國家憲法上明文規定,國家公民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在自己任教的經學院的講臺上,對學生講出自己的真實觀點,並不違反憲法,也不違反任何一條法律法規。

從以上簡要分析中,可以看到,陳克禮阿訇那幾條所謂“罪證”都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是一位公民應該受到社會理解與尊重的個人觀點或行為。從他所正式出版發行的一些文字作品中,我們找不到他任何反動的言論,相反,卻還找到他熱愛新中國、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實例。

在陳克禮的《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再版自序中,我們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我們回族,在從前封建統治時代,正像別的兄弟民族一樣,或者更慘痛地遭受著統治階級與民族內奸的無理剝削,血腥欺壓,瘋狂屠殺,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嚴重損傷!

現在好了,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勝利了,宣佈了封建專制王朝的死刑,全國人民翻了身,少數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這樣,增高了我們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國人民手拉手地團結在友好的大家庭裡,拿出一切力量,為新中國的建設和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鬥!

我們怎樣才能夠把這個正確的民族政策和盟約百分之百地實現呢?這就需要我們每個民族,首先把自己認識清楚,這樣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進。

在過去黑暗的社會裡,決不容許你談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這本書的底稿,也就被關在黑屋裡去了。

北京解放了,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了家鄉,親身看到土改運動,體驗到人民力量的巨大。這是人民自由的大時代,我的這本書也是出世的時候了。”

這是發自一位回族穆斯林青年阿訇心底深處的真情流露,他用最熱情的文字歡呼党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歌頌新中國,歌頌人民力量的巨大,歌頌人民自由的大時代;他憤怒譴責封建統治時代,譴責封建統治階級與民族內奸對人民的無理剝削、血腥欺壓、瘋狂屠殺,譴責不容許談任何真理的那個“過去黑暗的社會”;他為埋葬了封建專制王朝、全國人民翻身、少數民族得到平等待遇而歡欣鼓舞,決心“拿出一切力量,為新中國的建設和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鬥!”決心與其他兄弟民族“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進”。這些文字告訴我們每一位元讀者,陳克禮阿訇是一位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新中國、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民族團結、決心為新中國建設努力奮鬥的愛國主義者。

“文革”期間,他署名上書中央文革和國家領導人,秉筆直言,曆陳“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建議立即停止;同時闡明社會主義一些正確理論源於伊斯蘭,指出伊斯蘭可以作為中國正確發展與前進的道路。為此,他招來殺身橫禍,以“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最後被施以極刑。現在我們已經相當清楚地認識到,所謂“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完全錯誤的政治運動,對全國人民而言是一場巨大無比的災難,幾乎使得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跌到經濟崩潰的邊緣。在當時,能夠像陳克禮那樣一針見血地指出那場災難實質、要求中止那場災難的勇士,寥寥無幾,而且無一不是遭到虐殺。事實證明,他們不僅無罪,而且有功,有大功。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向世界、向歷史證明,在那場災難面前,我們的民族有真的勇士敢於向專制主義說“不”!在那個理智與良知幾乎喪失的年代裡,我們民族的理智與良知並未泯滅,他以純真的信仰為導向,為國家、為人民的前途而擔憂,而呐喊,呼籲終止罪惡,回歸正道!陳克禮阿訇應該受到我們的崇敬與敬愛!

三、兩點啟示

陳克禮阿訇的傳奇一生留給我們很多啟示。

1、對於執政者而言,應該從中受到啟示。那就是,一定要講民主,要讓人民更有尊嚴地生活。讓人民說話,天塌不下來。不讓人民說話,會失去民心。如今,我們生活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理應享受歷史上最民主的生活,行使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與義務。然而現實情況卻遠非盡如人意,很多時候,很多場合,人民群眾的心聲無從表達,正確的意見得不到採納。有的人熱衷於搞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總是睜大了眼睛尋找“獵物”,隨時準備向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發起主動攻擊。他們根本不懂得,正確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從各種不同的意見與觀點中歸納總結出來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聽不進不同意見,一意孤行,必定失敗。毛澤東詩雲:“萬馬齊喑究可哀。”是啊,萬馬齊喑的局面對於國家而言是最危險、最令人心痛的事情。每一位党的幹部和國家的公務員都不要忘記自己對人民應負的責任與義務,要尊重每一位公民的人權,要讓每一位公民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否則,對於國家政權而言是很危險的。清代回族穆斯林學者劉智在其所著《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二·五典篇·君道》中,闡釋穆斯林君主推行仁道的十點意見:“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奸,八曰從諫,九曰省己私,十曰時察民患。”如今我們党的幹部和各級政府的公務員中,有多少能夠做到真正敬賢學、親百姓、廣仁惠、正法度、燭奸、從諫、省己私、時察民患的?我們的賢學受到充分敬重了麼?百姓受到親近了麼?仁惠廣泛實施了麼?法度公正執行了麼?奸佞之人都揪出來了麼?逆耳忠言得到重視了麼?官員的一己之私可曾時時反省?百姓的艱難困苦可曾時常掛在政府官員的心上?一句話,老百姓拿我們的政府當作可以依靠的主心骨,我們的各級官員們可曾也拿百姓當作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當作自己的親爹娘?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陳克禮的冤案事件就有可能被歷史重演。

專制主義是萬惡之源。無論是個人的專制主義,還是小集團的專制主義,都是和諧社會建設的第一障礙,都是滋生腐敗的最大毒根。當年蔣介石政權搞一黨專政,“民國”蛻變成“党國”,結果腐敗叢生,民不聊生,社會生活不民主、不自由,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政權基礎極其脆弱,儘管有各種國家機器,有上百萬的軍隊,還是不堪一擊,到頭來被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退縮到臺灣海島上苟延殘喘。“文革”時期的教訓也是這樣。那個時候,不僅沒有人民民主,黨內民主也沒有了,完全是一人說了算,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興風作浪,無法無天,組織紅衛兵大搞所謂“紅色恐怖”,對敢於說真話、說實話的人無情打擊、精神摧殘、肉體消滅,其手段令人髮指。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人人自危,互相提防,連在自己家中都不敢說真話、說實話,給親友寫信、打電話都要違心地先要祝紅太陽萬壽無疆、祝副統帥永遠健康,說假話、大話、套話成風。表面上看是在搞大民主,實質上是在搞大獨裁、大專制。結果是把革命前輩用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推向絕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紅色政權險象環生,社會主義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試想,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中,人的尊嚴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我們還能期盼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麼?還能期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與尊重麼?顯然,沒有民主,就沒有人的尊嚴,從而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即使生產力發展了,社會富裕了,也只能是滋生腐敗的溫床,輪不到人民群眾享受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的勝利果實。2010年2月12日,溫家寶總理在與線民交流時說,要想實現人的尊嚴必須做到三點: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國家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

2、啟示之二,應動員全社會都來做矛盾化解工作,不做擴大矛盾、激化矛盾的工作。宗教工作是黨的事業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全面正確地貫徹落實黨的宗教工作方針,教育和引導信教群眾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平衡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宗教工作,歸根結底是做人的工作,要通過積極有效的教育和引導工作,使全體信教者與不信教者緊密團結起來,堅定不移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光大道;而不是在信教與不信教者之間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無端挑起有神與無神的大辯論,並人為地誇大這種矛盾,激化這種矛盾,導致信教與不信教的群眾相互歧視與不團結。要對我國廣大宗教信仰者的政治信仰有一個基本正確的評估,要充分認識到,經過建國以來60多年的思想教育,伴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我國各種宗教信仰者絕大多數基本上都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真誠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真誠擁護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是魚水關係、血肉聯繫。黨與宗教信仰者的關係準則是“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一定要學會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別人的人格、權利和信仰、風俗;理解人,就是要理解別人的具體處境與個性,承認人們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性格、愛好、興趣;關心人,就是要對別人滿腔熱情、誠懇寬厚,為人排憂解難,提供幫助。有些宗教信仰者是很有個性、很有特點的,例如陳克禮,他醉心於對伊斯蘭教經典文獻的學習與研究、翻譯與寫作,不愛參加與之無關的一些政治活動或其他活動,不擅長與其他同事多交流。我們不能將人家的這些特點當作缺點甚至錯誤,橫加干涉,予以抹煞。其實,他具有這些特點很好,有關部門的領導完全可以對之加以正確的引導,鼓勵他充分發揮這一特長,深入開展對伊斯蘭教經典文獻的學習與研究,為發展我國的伊斯蘭教文化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應該對他的這種積極性加以保護,為之創造更好的客觀環境,儘量少安排或不安排與他無關的社會活動或政治活動,使他的研究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宗教人士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說錯話,做錯事,就有可能與其他人發生一些糾紛。這很正常,並不奇怪。當年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在聽取中央統戰部關於民族、宗教工作彙報時有一個談話,他強調:“對民族、宗教糾紛要盡可能解決在萌芽狀態,宜解不宜結,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尤其不能用誇大問題的嚴重性,來掩蓋自己的錯誤,掩蓋自己的無能。”[2]試想,當年如果陳克禮所在的單位領導能夠這樣去看待他,理解他,處理與他的關係,還會有以後的悲劇發生嗎?

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又處於社會矛盾凸現期,特別是隨著利益格局加快調整,誘發社會矛盾的觸點增多,社會矛盾的敏感性、關聯性、對抗性明顯增強。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化解,一些矛盾糾紛就可能轉化為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甚至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損害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因此,我們的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幹部一定要充分認識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充分認識政府工作人員在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工作中擔負的重大責任,充分發揮我們黨和政府密切聯繫群眾的傳統優勢,發動和組織廣大幹部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到矛盾多的地方去,深入開展社會矛盾化解工作,著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預防新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這裡必須警惕的是,有些所謂的“社會精英”總是企圖在那裡蓄意挑起爭端,激化矛盾。有的是從極左的方面,打著極左的旗號,例如打著用馬克思主義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的旗號,強調意識形態領域有神與無神的鬥爭,依然故我地對宗教進行教條主義的“革命大批判”,搞所謂的“無神論宣傳”,千方百計地在社會上挑起有神無神的大辯論。有的則是從右的方面,攻擊我們的党和建設事業全錯了,全不行,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要共產黨下臺,要改變社會主義性質,要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給社會思想造成極大的混亂。這兩部分人鬧騰的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人們思想上的混亂,進而導致社會經濟的停滯,人民生活水準的下降,倒楣的最終還是廣大老百姓。

宗教問題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問題,引導得好,會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否則,會成為不安定因素相對集中的領域。要積極有效地做好宗教引導工作,就必須從以前那些極左的、錯誤的、教條主義的宗教觀中解放出來,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武裝幹部的頭腦,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做好宗教領域的社會矛盾化解工作,認真解決好那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團結信教群眾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社會矛盾化解工作做好了,構建和諧社會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我們的祖國就會不斷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作者單位與職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2010-05-08初稿     


[1] 根據《日梭萬年曆》推算。

[2] 李瑞環:《1993年2月24日在聽取中央統戰部關於民族、宗教工作彙報時的談話》,見《學哲學  用哲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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