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伊斯蘭教發展綜述-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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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伊斯蘭教發展綜述

 

 

伊斯蘭的傳播史上並無「臺灣伊斯蘭」或「臺灣穆斯林」的記載,因為伊斯蘭世界是指西起西北非、中非、北非、東非、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中亞、印度、巴基斯坦、東南亞馬來世界、中國屬地的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現代中文或稱為『新疆』)等區域,以穆斯林人口為主體之國家或地區,臺灣並非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臺灣(或中國)的漢語穆斯林屬於宗教少數群體,漢文史料也鮮少記錄穆斯林進入臺灣本島;間接資料顯示,中國穆斯林進入臺灣只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在1661年左右(明朝末年),鄭成功撤退臺灣建立政權時,當時一些福建的穆斯林家族隨著國姓爺進入臺灣。這些穆斯林的後代大多散居在臺灣西岸的城鎮,如鹿港、基隆、蘇澳、淡水、彰化等地,主要以漁耕為生,為臺灣最早之穆斯林,但因長期與中國及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社群交流切斷,漸漸同化於漢人的宗教、社會傳統中,伊斯蘭信仰認同也隨之消失。

 

日治時期也沒有穆斯林社群存在的相關記載,穆斯林大都散居於漢人社群中。根據連橫《臺灣通史》記載,20世紀初期的臺灣,不見有伊斯蘭的傳教,穆斯林相當少,大多來自中國。臺灣穆斯林與一般漢人混居而同化於其社群的現象最明顯的例子是鹿港一處郭家漁村。郭家村人自稱其祖先為穆斯林,雖然後代子孫已改信佛教或一般中國民間信仰,並且對伊斯蘭一無所知。然而,他們在祭拜祖先時卻不用豬肉,表示對先祖的尊重,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同化例子。

 

絕大多數的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法及教義並不瞭解,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非伊斯蘭的環境中,並沒有接受傳統的伊斯蘭經學教育,甚至連古蘭經、聖訓都不知道,更遑論伊斯蘭法,這種現象一直到民國時期對外交通開放後才有所改變。

 

基隆也有穆斯林後裔將阿拉伯文的古蘭經供奉在祖先的神案上,這些人並不懂阿拉伯文,也不知那是古蘭經,只認為這是歷代祖先流傳下來的傳家寶聖書。西方學者也發現在臺南地區有幾戶人家在喪葬的禮儀完全遵守伊斯蘭的規矩,亦即洗淨屍體並以白布包裹,但這些穆斯林的後代已完全同化成為一般的臺灣漢人,只不過保留了幾個伊斯蘭儀式的跡象而已。這種同化的現象除因為與伊斯蘭世界隔絕所致,另一個原因是與非穆斯林的通婚而融入漢人傳統中。這顯示早期伊斯蘭雖然隨中國穆斯林而傳入臺灣,但是其傳統卻因為沒有宣教活動或宗教教育機構得以保留下來。

 

第二階段是在1949年,中國各地大約有2萬多位穆斯林(或稱7萬多人),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而來,主要集中在臺北、臺中、高雄等大都市,這些穆斯林大部分是國民黨員,並從事公職,尤其是軍旅與外交、國會等重要部門。他們到臺灣後,形成一個穆斯林少數群體的社群。在「忠黨愛國」、「政教分離」、「尊崇儒家」的口號下,伊斯蘭在臺灣的發展並無實質的表現。這些所謂現代化(或世俗化)的穆斯林,對於伊斯蘭在臺灣的發展並無直接作用,這或許是在大環境政治壓力下的一種妥協。根據西方學者的觀察,伊斯蘭基本的五功(唸、禮、齋、課、朝)等宗教傳統似乎沒有被全然地遵守,宗教儀式對穆斯林個人亦無多大約束。

 

中國自五四運動後,一向標榜科技理性,去除宗教迷信。國民黨政府對宗教所採取的態度仍屬漢代的「獨尊儒家」(新儒家)。在這種情況下,非正統宗教,尤其是新興宗教,或非漢人宗教常不受到注重,甚至於被視為異端。然而,由於遷臺的穆斯林不少在政府部門位居要職,而且中華民國政府早期又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維持邦交關係,因此伊斯蘭雖然不被打壓,但也能平和地生存下去。臺北大清真寺的建立,固然是阿拉伯國家所捐助建蓋,但它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牛街清真寺」,是中華民國政府對穆斯林國家擴展外交空間的一個窗口。然而,臺北大清真寺的建立似乎並無帶動伊斯蘭在臺灣島內的傳播發展。

 

孫中山革命時提倡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建立將穆斯林(回民)帶入一個自由、現代、更漢化的時空裡。中國的穆斯林也因此而分成兩大群體:較西化(或世俗化)與保守傳統。通常中國內陸西北地區的穆斯林是屬於後者,江南、東南地區穆斯林則屬於前者。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回教協會源自於1937年在中國所成立的組織,成員幹部很多是政府官員(新儒家學說的支持者);自1959年以來比較具體的宗教活動成果是完成兩部古蘭經的翻譯及出版供教胞使用的伊斯蘭基本教義的宣傳品,也出版雙月刊《中國回教》雜誌,服務穆斯林社群。中國回教協會雖非正式的官方機構,但對中華民國外交工作卻有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與穆斯林石油國家的外交工作。

 

臺灣穆斯林的組織除中國回教協會外,中國回教青年會是另一個機構,成立於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東北地區,主旨在團結穆斯林青年參與戰爭。根據觀察,中國回教青年會成員似乎比中國回教協會的成員更為漢化,尤其在禮拜宣教時儘量採用中文,並且也採納漢人民間的一些傳統風俗,如喪禮方面。中國回教青年會在臺北建有文化清真寺,雖不具規模,卻有對青年做文化宣傳的功能。中國回教青年會的成員常被中國回教協會成員否定其宗教的認同,甚至斥之為異端創新;就穆斯林居住在非伊斯蘭境域(稱為Dar al-Harb,即戰爭境域),教導穆斯林如何把持宗教信仰的教法來看,中國回教青年會成員似乎向異教做較大的妥協,原因之一可能是鮮少與伊斯蘭世界接觸。

 

雖然中國回教協會與中國回教青年會皆未曾積極對外傳教,但仍有一些改宗者,主要途徑是通婚。然而,改宗者是否成為一個全然的穆斯林,力行伊斯蘭教義、法規,則值得探討研究,畢竟在臺灣無法像在其他伊斯蘭國家中有集體的社群壓力以規範改宗者全然地改變宗教信仰與生活。

 

伊斯蘭在中國從來沒有統一的現象。各地方的穆斯林社群皆源自不同地區,而且中國內地與邊陲地區在漢化過程中亦有深淺之分,因此對宗教儀式的把持與教義的詮釋更會有所出入。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中國各地穆斯林社群並非全然地支持中央政府;在軍閥時期或抗日時期,整個中國的穆斯林社群是分裂狀況。這種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分裂的現象亦隨國民政府帶入臺灣。臺北清真寺足夠容納臺北市穆斯林作禮拜所需,然而又有文化清真寺的產生,無疑是地方派系所致。臺北清真寺與北京牛街清真寺的阿訇(Akhund)體系有直接關係,而文化清真寺的主持者則來自東北潘陽之穆斯林社群,基本上這二個社群的宗教人士對伊斯蘭的認知不同,尤其在所謂現代化的議題上。

 

此二清真寺衝突分裂的原因是政治力量的介入。臺北大清真寺建立之初衷在接待穆斯林國家的重要外賓,更是對外國際政治關係運作的工具,固定接受政府及國民黨的補助,因此有如半官方的機構,每逢國家慶典必須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文化清真寺則完全由私人捐款建蓋,是屬於「人民的清真寺」,比較不在乎與政府配合而專注於宗教活動。因此文化清真寺的成員常指責臺北大清真寺的支持者為政治的附庸而缺乏伊斯蘭精神信仰的修持。在儀式方面,臺北大清真寺與文化清真寺的宗教活動也有歧見,特別是在節慶、喪禮的儀式方面。臺北大清真寺因為與阿拉伯國家較有接觸,1970年中,清真寺伊瑪目(教長,Imam)由華裔沙烏地籍宗教學者馬吉祥擔任。沙烏地阿拉伯自建國以來就強調執行瓦哈比(Wahhabiyyah)之原教旨主義(Salafiyyah)採行嚴苛的漢巴里法學派(Hanbalism)。因此常常對非阿拉伯式的伊斯蘭儀式、傳統予以批判,臺北清真寺的支持者在沙烏地籍伊瑪目的帶領下,似乎較傾向中東的伊斯蘭教義、儀式的實踐。而文化清真寺的伊瑪目在主持儀式時,常會採取漢人的民俗傳統,如拿香祭拜、為亡者走墳及唸古蘭經拿錢等。臺北大清真寺所舉行的宗教儀式在與阿拉伯國家接觸後(派遣經學生到沙烏地、利比亞留學,研習伊斯蘭經學),對傳統中國穆斯林所遺留下來的儀式有所謂淨化的傾向,尚有一些外在政治力量的介入,導致兩寺的較勁衝突。然而,隨著時間消逝、主事者的去世,文化清真寺步入凋零,現今甚少本地穆斯林前往做禮拜,只有一些東南亞外勞,或南亞穆斯林以此作為其社群活動場所。

 

嚴格而言,與伊斯蘭中土(中東地區)相比,臺灣似乎只有穆斯林,而無伊斯蘭。內政部的調查資料,1970年代以來,穆斯林人口銳減,正式登記的穆斯林人口只有2千多人。早期相當多的年輕穆斯林前往阿拉伯國家留學;如今,新生代的穆斯林則少有意願者,導致各清真寺的伊瑪目大多非本國籍。各地清真寺也淪為少數虔誠穆斯林的宗教活動空間,主麻禮拜(星期五的聚禮)時出現在清真寺者,外國籍穆斯林多於本國籍,而本國籍穆斯林老人多於年輕者。步入21世紀,臺灣的穆斯林社群呈現衰微現象,伊斯蘭的傳統似乎逐漸凋零,不少新生代穆斯林出教,甚至改宗信仰其他宗教,不少人到中國定居,或移民到別的國家。這也是臺灣穆斯林社群萎縮的原因。雖然,中國移民來的穆斯林人口遞減,但是外籍的穆斯林透過通婚,或是經商、工作定居於臺灣,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穆斯林社群。但新、舊社群之間未必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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