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墨蹟勝過烈士的血跡-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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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墨蹟勝過烈士的血跡

墨蹟既然是學者的,

它就不會是文盲的塗鴉或老爺們的鬼畫符,

而是學習知識、探索世界的產物或沉思默想的記錄,

總之,是一種閃耀著理智光芒的人的靈性。

 

“學者的墨蹟”,作為知識和學問的文字記錄,它對真理的傳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所以,當人們在價值上把墨蹟看得比血跡更高貴時,其涵義之二,就是肯定書籍的重要性,肯定運用書籍去記錄與傳播真理,比個人的言傳身教更有效、更可取。顯然,這裡所宣導的,是對理智沉思的果實—書籍的珍視。在這一認識之下,學者,作為智者,作為書籍的撰寫者、智慧的創造者和傳播者,自然會更加受到社會的尊重、褒揚。由此可見,透過“學者的墨蹟比殉教者的血跡更加高貴”這個判斷,向阿拉伯人灌輸的是崇尚理智、崇尚書籍、崇尚學者、崇尚探究知識和學問的行為這樣一些觀念。正是這些觀念,為阿拉伯文明的成長壯大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巨大的精神動力。它們為阿拉伯人指明了立足社會、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造成了接受教育、追求知識與學問的普遍社會心理基礎。一個社會,當追求知識和學問被視為是最有價值的高尚行為時,人類智慧的生長就得著了最好的沃土。

誠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有不少珍視知識與學問的民間風俗,諸如在我國民間,至今有不能將帶字的紙當手紙以免變愚之說。這類民間風俗,反映了對知識和文化尊重與敬畏的社會心理。而阿拉伯人思路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把高尚與虔誠行為的標準定位在對知識與學問的探究上。這一定位,使阿拉伯文化充滿了一種令人欽佩的、生氣勃勃的力量,它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是尊師敬賢、全民求知。如果我們將這一定位,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相對照,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對照,與十年浩劫中所謂“砸爛一切‘封’‘資’‘修’”的行徑相對照,與當年稱知識份子為“臭老九”,認為“學問越多越愚蠢”“文化越多越反動”的情況相對照,其間的差別何啻天壤。

7世紀初,阿拉伯人還處於蒙昧時期,幾乎全是文盲。但是,據史學家記載,僅過了100年左右,在西元891年時,巴格達一地已有了100多家圖書商。可見,能讀寫者,已不計其數。當巴格達被蒙古人摧毀時,全城已有36所公共圖書館。隨著對書的珍重,藏書也成為時尚。10世紀時,一批阿拉伯王公的藏書總量,已可以與歐洲所有圖書館的藏書總和相匹敵。有的私人藏書,多達需400只駱駝才能運完。

總之,從8至11世紀,除唐明皇時代的中國外,地球上已沒有其他地方的人會像阿拉伯世界那樣擁有如此眾多的藏書。在以後的幾個世紀,正是阿拉伯人保存和發展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精神,經過穆斯林統治的西班牙和義大利南部再度傳入西方,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阿拉伯世界自身,也通過書籍以及與對方交往,學習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精華,從而形成了燦爛的阿拉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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