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是被勝利者所書寫的，在新的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中，自己僻處的邊陲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曾經的文明中心亞洲的腹地和東部，則被按照距離自己位置的遠近，被呆板物化地重新命名為“近東”、“中東”和“遠東”。

最開始對伊斯蘭有深刻印象，是好些年前對全球史興趣正濃時，讀斯塔夫裡阿羅斯的《全球通史》。我是那種什麼書都會讀一點的雜家，在多年的閱讀過程中，這本書是給我印象最深，也可以說影響最大的一本，沒有之一。個人至今認為，每個期望對人類歷史和所處時代有所瞭解的人，都應該讀。

作為一個大學所學專業與國際領域無關，在傳統課本和一點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識中度過學校教育的普通中國人，這本書讓我形成了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框架性思考。它顛覆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也打破了中華文明在古代某個時段獨放異彩的想像。

自西元七世紀在貧瘠偏遠的阿拉伯半島上興起後，伊斯蘭文明曾經的急速擴張，可謂世界史上最令人驚歎的奇跡之一，更重要的是，它不像曾經的遊牧部落，驟興驟敗，而是以兩河流域為中心，在此後的十多個世紀，不僅在中心持續繁盛，而且邊界仍在不斷擴展。

遲至15世紀，伊斯蘭教才開始普遍在東南亞的海島地區，即今天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新加坡等地傳播，到16世紀初，這一地區的伊斯蘭化才基本完成。而在我們當代西方中心主義的習慣性歷史敘述中，當時，西歐航海家剛剛“發現新世界”，以西方為樣板的“近現代”開始了。在黑非洲的許多地方，由於很多時候被當作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工具，伊斯蘭更是伴隨著西方式“現代化”一起發展起來的。

理解伊斯蘭最簡單的方式，是將它當作與猶太教和基督教一脈相承的三大神教之一。有了西歐基督教這個現代化標杆，乃至在今天已被很多人視為“唯一的文明”的“表親”，伊斯蘭在今天的世人面前，會逐漸變為落後、黑暗、殘暴等“反文明”的形象，無論如何，是挺令人意外的。

在基督教世界興起之前，無論是從地理上，還是文化上，伊斯蘭文明都是當之無愧、實實在在的“世界中心”。我們所熟悉的“西方”，僻處亞歐大陸的西部邊陲，在近代興起之前的中世紀，長達幾個世紀中，宗教狂熱，封建割據，瘟疫流行，正是為了尋找夢想中“東方”印度和中國的繁華，他們才試圖繞行穿過被穆斯林控制的亞洲腹地，偶然“發現”了“新大陸”。

歷史往往是被勝利者所書寫的，在新的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中，自己僻處的邊陲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曾經的文明中心亞洲的腹地和東部，則被按照距離自己位置的遠近，被呆板物化地重新命名為“近東”、“中東”和“遠東”。

歷史的輝煌和現實困境的巨大反差對比，正是歷史興亡之歎所在，也是當代多少穆斯林內心糾結的根源。

對伊斯蘭實地的深入接觸，則始於5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採訪。在此之前，我身邊當然有各種回族人群。事實上，我在北京住過好幾年的區域，就是“常營回族鄉”。但是，對我而言，那兒除了比別的區域多些“清真”標示的餐廳，有些房屋建築稍帶點阿拉伯風外，與附近的其他區域並無太大區別。住久了，好些本地居民經常沖我打招呼，屬普通型友善原住民。

而在充滿異域感的南疆，我曾與暴恐襲擊事件擦肩而過，走在街頭也會恐懼不知突然從可能從何處飛來的砍刀。雖然狂熱者是少數，對各種社會問題憤懣不滿者當然也不少。但在所有這些媒體熱點之外的日常生活中，那種帶著明顯伊斯蘭色彩的禮儀周全和扶困助貧同樣讓我印象深刻。

在偏僻的和田街頭，那種從遊戲廳裡剛剛走出來的並不算多麼五好的當地青年，互相之間打招呼，也會非常規整地禮儀周全，顯然是從小的環境薰陶出來的，已經成為無意識。這種禮儀，在更僻遠的鄉下也得到同樣自然地遵循。

每逢齋月，家境稍好的家庭，不僅會主動周濟較為窮困的親戚，還會有非常多的穆斯林，主動為並不熟悉的陌生人提供幫助。比如，去給附近的醫院送去營養的開齋飯等等。

即使在族群衝突和不滿情緒彌漫的時期，我在無論和田還是喀什的街頭，問路或者是尋求其他類似的小幫助時，得到的通常也多是熱心而友善的回應。

從總體上否定一個在人類歷史上綿延十多個世紀、且在長達幾個世紀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文明，從總體上否定一個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群體，是荒誕不經、也無法真正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