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穆斯林的科學文化，是伊斯蘭思想史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它不僅僅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文化現象，而且更是一種立足現實和實驗的方法論的結晶，人類史上第一次打破離不開腦際和書本的希臘式文化模式，把一種活生生的科學精神帶給了世界。

這一科學文化的興起和繁榮，除了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與伊斯蘭對知識和科學的態度密不可分。

古蘭經號召人們去思考自身和宇宙的一切奧秘，“我將讓他們在天下四方和他們自身中看到我的種種跡象，好讓他們明白古蘭經是真理。”（41：53）“你說：你們觀察天地間的森羅萬象。”（10：101）

指出天地間的一切是為人類服務的，“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嗎？真主為你們制服天地間的一切，並充分地賜給你們顯見的和潛在的恩典。”（31：20）讚美知識和學者，“真主的僕民中只有學者才敬畏真主。”（35：28）拒絕毫無證據的信口開河，“如果你們說得對，就拿來你們的證據。”（2：111）反對主觀臆測，“臆測對真理毫無裨益。”（10：36）

先知把求知定為“主命”或“天職”，“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把學者與烈士相提並論，“學者的墨水，在複生日可與烈士的鮮血媲美。”把學者的品級置於修士之上，“學者優越于修士，有如圓月優越於群星。”等等。

通過這些原則和教誨，伊斯蘭為學術和科學的繁榮營造了一種精神的、社會的氛圍，為科學家們的探索提供了自由展翅的空間。

先知所說“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蘊含了穆斯林對待知識的特有認知。

“主命”在伊斯蘭法學中的定義是“不完成就會受到懲處（入火獄）”。那麼，求知是“主命”意味著：不學無術、甘願無知是罪過，要受火刑；求知是“主命”，則求知是真主喜悅的行為，是接近真主的一種途徑；求知是“主命”，那麼，穆斯林每學得一點知識，就向真主接近了一步，反之，倘若自暴自棄、甘願無知，則離真主愈來愈遠。

由於求知是主命，則必須把掌握的知識和科學用於主所喜悅的、給人類帶來福利的事業，而不是把它用於塗炭生命、滅絕人性（如二戰中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屠殺行徑、美國在日投下原子彈造成30萬人死亡，等等）。這種獨樹一幟的文化觀和科學觀，使穆斯林的科學文化不僅獨步中古，光芒萬丈，而且，它以信仰為中心，向各個學科領域輻射，從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科學運動。

此外，中世紀穆斯林科學文化的繁榮，和伊斯蘭關於“代治”的認識論不無關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真主為人制服了天地間的一切。因此，伊斯蘭把發展科技、提高生產力、開發天地間的一切能源視為人類“代治”使命的組成部分，視為對真主的服從，真主因此而賜予他後世的報酬（儘管人類代治大地的過程其實也是為自身謀幸福的過程）。

同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不發掘大地的寶藏、不利用真主為人預備的宇宙能源、不進行科學探索，是違抗主命、怠忽職守的行為。這樣的人，既失去了今世，也無法得到後世。正是這種認識論，使中世紀穆斯林的宗教活動與科學探索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科學家們在探索科學的同時不忘記按時去拜真主，而且即便是在實驗室裡，也把這種科研活動看作是對真主的另一種敬拜，是感謝真主巨集恩的一種表達方式。

先知的教誨“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沒有把“求知”限於宗教知識，而是囊括了一切有益於人類社會的知識，自然科學當然被納入其中；古蘭經中“只有學者敬畏真主。” （35：28）的前文描述自然景觀中的跡象，則經文中的“學者”首先指科學家，其次才指其他領域的學者。

這種知識與科學、認主與智慧在伊斯蘭中的密切關係，產生了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作為伊斯蘭文化主要載體的阿拉伯語中，知識（al ilm العلم ）和科學（al ilm العلم）是同一個詞；宗教學者（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和科學家（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是同一個詞；禮拜寺（Jamia الجامع）和大學（Jamiah الجامعة）是同一個詞源。

無怪乎當代伊斯蘭思想家優素福•格爾達威（1926—  ） 說：“在穆斯林看來，宗教便是科學，科學便是宗教。”法國哲學家杜斯塔夫•魯本說：“正是阿拉伯人，讓世界學會怎樣把思想的自由與宗教的虔誠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