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與崇尚武力，奉行“叢林規則”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講“和平”、“和為貴”，奉行與人為善、以鄰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開掘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資源，對維護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樣性，構建和諧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

1.“和平”、“和為貴”——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對和平的追求

作為兩大東方文明的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都酷愛和平，把和平作為一種崇高的目標而孜孜以求。

伊斯蘭文明是一種崇尚和平，厭惡戰爭和暴力的文明。然而，長期以來，伊斯蘭世界尤其是中東地區，由於它在世界地緣政治中所佔有的重要戰略地位和它所擁有的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豐富的油氣資源，使它成為列強逐鹿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從而戰火不斷，硝煙四起，伊斯蘭文明也被西方有些媒體借機描繪成好戰的恐怖主義的文明，穆斯林被妖魔化，動輒稱為恐怖分子。事實上如果透過彌漫于伊斯蘭文明之上的煙霧，深入探索，冷靜分析，就會發現，伊斯蘭文明是一個崇尚和平，厭惡暴力的。和平是伊斯蘭文明的基本宗旨。

首先，從作為伊斯蘭文明的核心——伊斯蘭教的名稱來看，它沒有以其先知的名字被命名，也沒有以它的發祥地的地名被命名，它超越了所有這些個人的、民族的、地域的界限，而被命名為“伊斯蘭”。“伊斯蘭”是阿拉伯語音譯，其含義就是“和平”，與“戰爭”、“仇恨”、“恐怖”相對，旨在強調反對戰爭，消除仇恨，傳播和平。

其次，從穆斯林之間見面時的問候語來看，也體現了和平的宗旨。穆斯林相見，用一句既特別又普通的問候語：“安色倆目阿來以庫穆”，意思是：願真主賜你平安！無論是親友熟人見面，還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識，都用這種方式問候。答詞是：“瓦阿來以庫穆色倆目”，意思是願真主也賜你平安！也就是說，穆斯林把和平當作一個首要的目標和願望來追求。

第三，從伊斯蘭教的經典來考察，和平也是其主旨之一。《古蘭經》處處強調和平，反復申言和平，總共有155處講到了“色倆目”，即和平，試舉幾例：“至仁主的僕人是在大地上謙虛而行的；當愚人們以惡言傷害他們時，他們說：和平”（25：63）。“當他們聽到惡言的時候，立即退避，他們說：‘我們有我們的行為，你們有你們的行為。祝你們平安(和平)!我們不求愚人的友誼’”（28：55）。“敬畏主者將一隊一隊被邀入樂園，迨他們來到樂園前面的時候，圓門開了，管圓的天神們要對他們說：‘祝你們平安（和平）！’”（39：73）“他們在樂園裡聽不到惡言和謊話，但聽到說：‘祝你們平安（和平）！’”（56：26）。“如果他們傾向和平，你也應當傾向和平”（8：16）。在伊斯蘭教中其地位僅次於《古蘭經》的“聖訓”也不厭其煩地宣導和平、讚美和平。當年，有人問先知穆罕黙德“穆斯林”是什麼人時，他簡潔明瞭地回答：“穆斯林是指他人能從其手和舌得到安寧（和平）的人”，即真正的穆斯林從來不用言語和行為傷害別人，使人不得安寧；相反，穆斯林是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都致力於和平的人。

愛是和平的真正動力。當有人問先知穆罕黙德一個人何以得救時，他把愛作為得救的條件之一，他說：“任何人不可能進入樂園，除非憑著信仰；任何人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除非憑著對他人之愛”。又說：“愛人如愛己，方為真信士”。伊斯蘭文明宣導以德報怨，化解矛盾，消弭仇恨。《古蘭經》說：“善惡是不一樣的。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付最惡劣的品行，那麼，與你相仇者，忽然間變得親如密友。”（41：34）《古蘭經》還強調得饒人處且饒人，說道：“你們應當饒恕，應當原諒。難道你們不求真主赦宥你們嗎？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24：22）強調為人要謙和、內斂，不可飛揚跋扈、狂妄無忌。

可見，伊斯蘭文明是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從培養人的性情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各種形式來追求和平，締造和平，維護和平，力求使和平成為一種秩序、一種境界、一種美德、一種習慣。

中華文明講究和平，講“和為貴”，這是眾所周知的。“和”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經典概念，其起源甚早，《尚書》中曾多次出現，如“協和萬邦”、“神人以和”等。《周易》說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是以“和”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一旦達到“太和”、“中和”的境地，自然和社會都順暢安寧了。《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1]孟子強調“和”的作用，將其置於天時、地利之上，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

和平的前提是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儒家用“仁”來表述這種愛。孔子的弟子樊遲問孔子關於“仁”，孔子回答說：“愛人”。那麼，這種愛人的思想從何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即愛人從自己的親人開始，再擴大到愛他人，所謂“親民”到“仁民”，也就是說要“推己及人”。如果把“仁”推廣到整個社會，就需要“克己復禮”，“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豈由人乎?”[3]也就是說，“克己”才能“複禮”，只有克制自己的私欲，愛天下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才能實現社會和諧、天下太平。

墨子也強調“兼相愛”是“交相利”的基礎，他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4]也就是說，只有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互愛才能實現社會的良性互動和良性運行；而兼相恨，則交相損，既互恨和互害必然造成社會的惡性互動和惡性運行，天下就不會太平。所以，墨子又說：如果“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只知愛其家，而不知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故必野戰;家主不相愛，故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故必相賊。”[5]這雖是針對春秋戰國時期而言的，但也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多少世紀以來，人類正因為放棄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才導致了你爭我奪，互相殘害的後果，不但弱者、弱國深受其害，而且，從長遠看，強者、強國也未必收益，魚死網破，兩敗俱傷的事例，屢見不鮮。因此，墨子主張對這種“相害”、“相賊”的現象應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為了社會的和平與安寧，老子提倡無為而治，堅決反對暴力和戰爭，他說：“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戰爭總要死人，總要破壞生產，戰爭是禍，所以老子認為它不是好東西，是“不祥之器”，老百姓都討厭它，有道德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不以戰爭解決問題的，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以武力逞強於天下者，必有報應——生靈塗炭、民生凋敝、饑荒蔓延。古往今來，無論是新老帝國，凡對外發動戰爭，試圖以武力征服天下者，雖稱雄一時，但終究無不以失敗而告終。這是因為被征服國家的老百姓不服，他們不怕犧牲，以死相拼，拼命抵抗，所以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武力可以征服土地，卻不能征服人心，“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6]羅馬帝國的衰落乃至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以及所有新老帝國主義的失敗，都印證了這一規律。當今的“霸權主義者也應從中吸取教訓，切不可迷信武力，忘乎所以。

可見，崇尚“和平”、“和為貴”，厭惡戰爭和暴力，是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共同點。

2.多元共存，“和而不同”——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處理差異的智慧

世界既是同一的，又是多樣的，世界的同一性和多樣性是對立統一的。很久以來，世界上就存在著多種民族、多種國家、多種語言、多種宗教、多種思想、多種生活方式、多種社會制度、多種文明。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各國家、各文明是千差萬別的；而這些千差萬別的民族、國家、文明又必須共存於同一個有限的空間——地球。如何處理好這些千差萬別的民族、國家、文明之間的關係，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處理得好，可以相安無事，皆大歡喜;處理得不好，則衝突不斷，雞犬不寧。如何處理呢？對此，有些文明主張全人類都應該整齊劃一，用一種生活方式取代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用一種社會制度統一所有相異的社會制度，用一種發展模式統一所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用一種價值觀取代所有不同的價值觀，用一種文明統一所有不同的文明。這就勢必要導致“文明的衝突”。而有些文明則提倡，應承認和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一如維護自然界生物多樣性一樣，以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思路和原則對待和處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關係。用這種思路和原則來處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就能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就屬於這一類型。

伊斯蘭文明在以自己的文明而感到自豪，珍惜自己的文明的同時，也主張尊重差異，容納異己。伊斯蘭文明所講的“愛”與“和平”不限於穆斯林之間，它不提倡狹隘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伊斯蘭文明所講的“愛”與“和平”其內涵是豐富的，其外延是寬廣的。伊斯蘭文明所提倡的愛，不限於其信仰者之間，而廣及於全人類，無論民族、種族、膚色、語言、國籍、貧富、強弱、智愚，乃至宗教信仰。《古蘭經》明確指出：“未曾因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也未曾把你們從你們的家園驅逐出境者，真主並不禁止你們憐憫他們，公平待遇他們。真主確是喜愛公平者的”（60：8）。也就是說，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只要對方不加害于人，也應愛憐他們，與他們和睦相處。伊斯蘭文明禁止傷害無辜，更禁止殺人，把殺人定為大罪之一，《古蘭經》說：“凡枉殺一人，如殺眾人；凡救活一人，如救活眾人。”（5：32）“聖訓”則直截了當地說道：“誰傷害非穆斯林，誰就不是穆斯林”。“誰傷害被保護民，誰就等於傷害了我。”

伊斯蘭文明強調睦鄰、親鄰，《古蘭經》要求人們“親愛近鄰、遠鄰”（4：36）。“近鄰”和“遠鄰”既指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既指個人，也指國家。先知穆罕默德嚴禁傷害鄰居，他曾連續三次說“他沒有信仰！”其弟子問到底是誰沒有信仰?“他說：“就是傷害鄰居，使之不得安寧的人。”他又說：“在真主那裡，最好的鄰居就是對鄰居最好的人。”

根據伊斯蘭文明的原則，對於非穆斯林，不但不能傷害，而且還要保護、善待，與他們和睦相處。當年（西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創建麥迪那穆斯林政權的過程中，容納了所有生活在麥迪那及其周邊地區的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在這個政權裡，穆斯林、猶太教徒、多神教徒和具有各種信仰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先知穆罕默德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這一原則，他與麥迪那的居民共同指定了為所有的人所遵循的一個憲章，即著名的《麥迪那憲章》[7]，這個憲章明確規定了全體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對於非穆斯林，只要他們不反對穆斯林，不與穆斯林為敵，就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確保其宗教信仰和名譽不受侵犯。比如對於猶太教徒，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尊重其宗教信仰，猶太人之間的糾紛，依據猶太教的經典“討拉”(《摩西律法》)處理[8]。西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領穆斯林大軍由麥迪那光復故鄉麥加，人們猜測他會借此報復那些曾經迫害過他甚至企圖謀殺他、雙手沾滿穆斯林鮮血的麥加貴族當中的多神教徒，但事實上，他卻一一赦免了他們，表現了伊斯蘭文明的仁愛與和平精神。

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後，隨著哈裡發國家版圖的擴大，境內的非穆斯林越來越多，穆斯林與基督徒、猶太教徒、拜火教徒和其他宗教徒和睦相處。非穆斯林的生命、財產安全和人格尊嚴都得到法律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第二任正統哈裡發歐麥爾時代（西元634—644年)，他根據經訓精神做出規定：凡是年齡達到60歲的“吉米人”（受伊斯蘭法保護的非穆斯林）均從國庫得到一筆養老金[9]。到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時代，非穆斯林越來越多，當時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多元的特點。奧斯曼帝國對非穆斯林採取了更加寬容的政策，一位美國學者說：“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較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的待遇要好一些”。[10]16世紀，奧斯曼帝國實際上成了被驅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的避難所。

非穆斯林中有才能的人還受到重用，如阿拔斯王朝時代（750—1258年）國家的最高科研機構智慧宮中的翻譯館聘請一位基督教徒擔任館長。在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約1453—1623年）的48位首相中，只有5人屬於土耳其血統；1個是高加索人，10個出身不詳；其餘32個人分別是：6個希臘人，11個阿爾巴尼亞人，11個斯拉夫人，1個義大利人[11]。

在當代伊斯蘭世界，也不乏堅持相容並蓄、多元共存原則的政黨和國家領導人，且不說埃及等世俗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且不說約旦國王侯賽因父子等親西方的領導人，即便是被認為伊斯蘭教色彩很濃厚的“正義與發展”党領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也反復強調政治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樣性的重要性，他在2001年8月14日該党成立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講中，多處引用《世界人權宣言》、《捍衛人權與政治自由的歐洲公約》，著重強調世俗化是社會健全的基本原則，當他講到“自由”時，引用伏爾泰的那句名言：“我也許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是，我以我的生命來捍衛你發表意見的自由。”他上臺執政後，強調變化和變革，他首先訪問的國家不是伊斯蘭國家，而是所有歐盟國家，他積極推動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重視學習西方文明優秀成果的重要性。[12]

在當代伊斯蘭國家有大量的非穆斯林，他們與穆斯林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和諧相處，如在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等國，大批的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友好相處；清真寺與教堂並肩而立；“邦克”聲[13]與彌撒[①]聲此起彼伏。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有大量的華人、華僑，他們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14]“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以來，馬華兩族雖然仍然保持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文化、宗教，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及融合卻與日俱增；政治上，建立了多元民族的朝野政黨聯盟，提出了側重全民族利益的政治訴求；經濟上，兩族的合作，逐漸從壓力合作向自願合作轉化，從在國內共同經營發展到攜手走出國門；文化上，兩族子弟同校讀書比比皆是，兩族人民共同歡慶各族佳節已成慣例，至於標示各自不同宗教文化特徵的教堂、寺廟更是遍及城鎮和鄉村，交錯並立。即使在被稱為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教黨——所控制的吉蘭丹和丁加奴兩州，儘管當地華人皈依伊斯蘭教的還不到1%，儘管華人和馬來人保持著各自的民族特色，學習本民族語言，信奉本族宗教，但兩族的相處同樣非常融洽，吉蘭丹的州務大臣曾出席華人文化大匯演，並現場揮毫展示中文書法。”[15]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說：“雖然馬來西亞的國教是伊斯蘭教，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寺院以及基督教教堂在馬來西亞隨處可見。全體人民共同慶祝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者的宗教節日。穆斯林通過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能夠與非穆斯林一道生活和工作，建設一個統一的、進步的國家。”[16]

由上可知，伊斯蘭文明反對地方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霸權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有悖於人人平等理念的狹隘的觀念和行為。

伊斯蘭文明的和平觀與多元共存理念源於伊斯蘭教的人類同根同源的信仰。伊斯蘭教讓人們堅信，全人類都是人祖阿丹（亞當）的子孫，真主由泥土創造了阿丹，然後由阿丹創造了其妻子哈娃（夏娃），全人類都是由這對夫妻繁衍而來的。《古蘭經》就此說道：“世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了你們，並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49：13）旨在強調，人類同祖同宗，只是世界各地的自然地理條件、氣候生態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之間膚色、個性和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這種差異，非但不是壞事，而恰恰體現了真主對人類的恩典，使人類免于陷入單一和單調之中，而生活在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裡——不同語言、不同膚色、不同文化，令彼此驚歎，互相欣賞，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生共榮。《古蘭經》就此說道：“他（指真主——筆者所加）的一種跡象是：天地的創造，以及你們的語言和膚色的差異，對於有學問的人此中確有許多跡象”（30：22）。世界的多樣性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據此，明末清初著名伊斯蘭學者馬注根據伊斯蘭精神開拓和發展了傳統的善的概念，他在其傳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謂之獨善；能慈同教者，謂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謂之公善；能慈禽獸、昆蟲、草木者，謂之普善”。這就要求人們不但要愛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而且還要愛有共同信仰的人；不但要愛有共同信仰的人，還要愛有不同信仰的全人類；不但愛自己的同類——人，而且還要愛真個大自然（包括一切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等動植物）。

總之，強調多元共存，與各種文明和諧相處，與各個國家和平共處，是伊斯蘭文明的主旨之一，也是伊斯蘭歷史發展的的主流。

中華文明提倡多種元素、多種成分，有機結合，和諧共存，“和而不同”。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7]。“同”未必就能帶來“和”，小人表面上和和氣氣，背地裡卻互相算計；“異”未必導致“鬥”，君子既堅持自己的原則，又尊重異己，和而不同。關於“和”和“同”的概念及其關係，在孔子之前已有思想家探討過。齊國政治家、思想家晏嬰（晏子）在討論君臣關係時闡述了“和”與“同”的區別，《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而不幹，民無爭心”。“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以平德和”。“若以水濟之，誰能食之？若琴瑟之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史伯的話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濟。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稗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成百物。”

晏子和史伯所講的是他們對世界的一種認識、一種規律，即“和實生物”。“和”是生成萬物的基礎。但“和”不等於“同”，不等於“整齊劃一”，更不同於“單一”；“和”是各種成分、各種元素，以一定方式結合在一起，互補互濟。“和”是多樣性的統一，所以它是豐富的，具有生命力的。而單一事物相加，即“以同稗同”，則是相同事物的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和活力，事物就不能發展，不能繁榮。如同烹調中的水火、醯醢、鹽梅與魚肉，樂曲中的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多種成分和元素“相成”、“相濟”，才有美味可口的羹和美妙動聽的樂曲。宇宙萬物，大至整個宇宙，小至基本粒子，以及人體本身，都由“和”而產生，都因“和”而發展。而如果以水濟水，就不會有美味，琴瑟專一，就不會有音樂。可以說，中華文明的最高理想和境界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18]“萬物並育”和“道並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是“和”。

就中華文明的主流而言，“和而不同”不僅僅是一種應然狀態，而且也是一種實然狀態。一部中華文明史，實際上，就是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多元一體”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是多元起源，又不斷向中原地區彙聚，又從中原地區不斷向四周輻射的過程。作為中華民族核心的華夏族本身是多民族融合的結果。爾後的漢族仍然不斷吸收各少數民族的成分，才形成了人口眾多、散佈於全國各地的大民族。漢族的農耕文明和禮樂文化推動了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少數民族的遊牧文明也給漢族社會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之不斷更新更具活力。

除了全國性的文化外，區域性的文化也早已形成。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等，各有不同特色，各展所長，各顯其能，彼此交流，互相借鑒，相得益彰。

就文化和宗教政策而言，漢代雖一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魏晉南北朝時期雖也有過“夷夏論”、“神滅論”的辯論，很多儒士批判過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一些統治者也曾有過將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相結合的政策（如“三武一宗滅佛”事件[19]和清乾隆年間及鹹同年間鎮壓西北、西南穆斯林事件等）；但總體上還是“和而不同”論和“殊途同歸”論占了上風，占了主導地位，中華文明的核心結構由兩漢的“獨尊儒術”，轉變為儒佛道三足鼎立，以儒為主，以佛道為輔，在互動中融合。唐代以後，歷代政權基本上都採取了儒佛道三教並獎，同時也允許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摩尼教、鎖羅亞斯德教（祆教）、猶太教、景教（羅馬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合法存在。儒佛道三家互相影響，互相吸收，互相滲透，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局面——佛教吸收儒家的入世精神，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儒學吸收佛教的主體哲學，形成了宋元明時期的理學、心學和氣學；道教吸收佛教的緣起性空說和儒家的性理之學，形成全真道的內丹學；甚至伊斯蘭也教通過“以儒詮經”等形式吸收了一些儒家的“仁愛”之學等內容，形成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漢學派”。

鴉片戰爭以後，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空前的規模傳入中國，中國的志士仁人大力提倡學習和引進西方文明，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價值觀層面，步步深入。20世紀初，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西方的民主共和國為理想模式，建立了中華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民主與社會主義，使西方自由主義和俄國傳來的共產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形成主流。“中國社會目前有三大文化彙聚：社會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歐美現代文化。三大文化已經克服了對峙狀態，開始了良性互動的過程，新的中國文化將在這良性互動中誕生。未來的中國文化將具有三大特點：它是現代的，又是民族的，還是異彩紛呈的。它將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偉大理念的又一次偉大實踐。”[20]

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實際上是對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創造性的發展和發揮。兩種制度、兩種生活方式，共存於一個國家之內，相安無事，和諧相處，這是中華文明偉大智慧的高超發揮，它成功地解決了世界上看似矛盾對立、水火不容的相異事物如何共存的問題。可見，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和諧共存，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同繁榮，而不一定非要一方削弱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以你死我活的方式處理差異，解決矛盾。

由上可知，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都提倡多元共存、和而不同，都尊重異己，容納對方，這是處理當今世界各種矛盾與衝突、維護世界和平的最寶貴的文化資源，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和平理念的當代價值

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都有著十分豐富的和平思想，這是一份十分寶貴的精神文化資源，這份資源不但屬於伊華文明的主體——全世界的穆斯林和全世界的中國人和華人群體，而且也屬於全人類。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勢下，在各國各民族之間的聯繫不斷加強，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情勢下，只要世界各國政府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全社會的力量，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從人類主體的高度和人類價值的視野，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同舟共濟，共同應對危害世界和平的挑戰，積極開發和合理利用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的精神文化資源，並對其進行必要的現代詮釋，賦予其時代特點，那麼，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對於構建各種文明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對於促進世界和平產生諸多積極意義。

第一，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兩大主題，求安寧、促和平、謀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和共同訴求；然而，世界上的許多地區仍然為戰爭的陰影所籠罩，核威脅和核擴散的問題依然存在，“新帝國”理論大行其道，霸權主義橫行，恐怖主義肆虐，在某些情況下二者相互刺激，互為因果，惡性循環，戰爭此起彼伏，恐怖爆炸不絕於耳，和平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化時代，人類如何相處，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是繼續奉行以往“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對抗”的冷戰哲學？還是推動文明對話、實現和平相處？這對人類的命運是生死蓧關的問題。伊斯蘭文明內在的和平精神和中華文明“和為貴”的思想通過對話、溝通，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為更多的人們所領悟所接受，將會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巨大的精神動力和堅強的支援力量。無論是20世紀的兩次大戰和大大小小的局部戰爭，還是21世紀初的伊拉克戰爭，不但受侵略的國家和人民深受其害，而且全人類都為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21]戰爭中的死傷人數是可以統計的，而戰爭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人類心靈的創傷是無法估量的。因此，人類還是應該明智地回到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所提倡的和平，“和為貴”的軌道上，尊重他者，尊重自己，尊重生命，珍惜和平，維護和平，造福人類。

第二，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仁愛、寬容和公平、公正精神有助於防範恐怖主義，抵制霸權主義，保障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世界各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是十分複雜的，如貧困、失業、失望、被邊緣化的感覺、文化或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等等；但就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而言，除了這些因素外，還有一個原因，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刺激。霸權主義惟我獨尊、目空一切、以強淩弱、以大欺小、以力壓人的思想和行為，使中東地區的一部分人感覺到強權就是真理，世界無公平可言，無公道可言，無正義可言，當他們的呼聲無人傾聽，他們的苦難無人關注，他們的處境無人同情時，他們就萌發出一種以毒攻毒式的復仇心理，這種病態心理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不斷刺激下，轉化為一種不計後果的甚至不惜傷及無辜的恐怖行動。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按理應該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事實上呢？為什麼“反恐越反越恐”？其中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恐怖主義提供了口實，霸權主義者對內講民主，對外行霸道，迷信武力，耀武揚威，藐視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動輒對一些國家進行軍事打擊，甚至不惜傷及無辜，不惜摧毀平民的房屋和基礎設施，不惜把一些國家變成其新式武器的試驗場。“戰斧”式巡航導彈並非僅用於瞄準軍事目標，還同樣用於瞄準工廠、橋樑、平民區，甚至醫院、難民營和使館。儘管恐怖主義者用這些事實來證明其所發動恐怖襲擊的正確性和正當性是十分荒謬的！但它的確具有相當的蒙蔽性與欺騙性，爭取到了一些霸權主義的受害者的理解和支持，從而能擴大自己的生存和活動空間。同時，這也促使一部分溫和主義者變成了極端主義者，一部分極端主義者變成了恐怖主義者。所以，反恐必須標本兼治，恐怖主義和霸權主義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兩大威脅，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助於防範恐怖主義，抵制霸權主義。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都尊重生命，反對踐踏生命，提倡仁愛寬容，反對傷害無辜，這不僅對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是一種有力的震撼和動搖，而且能夠挽救那些受極端主義思想迷惑的社會群體，最大限度地孤立恐怖主義者，使其失去“市場”，失去社會基礎，失去活動空間，失去立足之地，最終走向窮途末路，被全人類所唾棄與抵制。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關於人人平等、公正處事、公道行事、與人為善、以鄰為伴、和諧相處的理念對霸權主義的種族優越感和文化優越感也是一種有力的衝擊。霸權主義的思想基礎就是“文化優越論”以及由此而來的“己所欲施於人”的所謂“使命意識”，試圖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各種手段“改造世界”、“重塑世界”，用自己的文化模式統一世界。而在其眼裡，伊斯蘭世界和中國是其推行霸權主義，實行強權政治，施行文化侵略的兩大障礙，於是編造出所謂“伊斯蘭威脅論”和“中國威脅論”的政治神話。這恰恰證明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目前情勢下，儘管西方有人鼓吹“霸權理論”，鼓吹“人權高於主權論”，但作為穆斯林學者和中國學者目前所應做的不是與西方一些學者對罵，而是應該平心靜氣和地、理性地探討問題，並與那些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的有“文化自覺”意識的西方學者聯手，共同挖掘包括伊華文明在內的世界各種文明中的和平精神文化資源，並用時代的價值視野對其進行分析、梳理，從中提煉出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安康的有價值的成分，進而使之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成為人們內心深處阻止戰爭，保衛和平的無形的銅牆鐵壁，使那些弱肉強食、以強淩弱、以大欺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規則”成為被人們所拋棄的野蠻規則。在國際事務中，以平等代替歧視，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和諧代替衝突，以民主代替霸道，以協商代替制裁，使世界走出殘殺、走出仇恨、走出野蠻，走向仁愛、走向文明、走向和平與繁榮。

第三，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理念有助於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有助於構建各種文明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世界的多樣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在自然界，正因為有生物多樣性，才使大自然五彩繽紛，生機盎然，進而保持了生態平衡;在人類社會也正是由於文化多樣性的存在，才使世界變得多姿多彩，令人驚歎。可是，西方某些學者無視這一客觀規律，鼓吹“文明優越論”、“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試圖以暫時領先的科技、經濟和軍事優勢為依託，在全球強行推廣和普及西方文明，使西方文明一支獨秀，獨領風騷。這是對世界多樣性的一種挑戰，是背法則而行，逆潮流而動的不明智的行為。可悲的是東西方一些學者一葉障目，也在附和這種論調，他們在其國內信仰和奉行平等、民主、自由的理念，而在國際上卻大講特講霸權的價值和必要性，從而產生了文化霸權主義，進而威脅著人類文明的“生態平衡”。而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關於“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夠尊重異己，理解“他者”，不求整齊劃一，但求不同元素之間的和諧相處，各得其所。認定“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22]這種思想為多元文明的共處，構建不同文明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如果將“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用於國際政治生活，便是國家之間關係的和平共處原則，即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平等協商合作，和平共處。尊重每一個國家人民所選擇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不因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不同影響國家之間平等友好的關係，使世界真正成為各國、各文明和諧相處、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生機盎然的美好世界。

第四，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關於“和平”、“和為貴”、“和氣生財”的思想為確立和平經濟學，反對戰爭經濟學，發展世界經濟，改善各國民生提供了可貴的文化資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而發展經濟的途徑卻有所不同，有和平的途徑，有戰爭的途徑。如果選擇戰爭的途徑發展經濟，必然要走軍備競賽之路，首先擴展軍事工業，生產各種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並把各有關行業都緊緊納入軍需而擴大生產，以刺激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超常發展，最終必然會導致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通過掠奪他國的資源達到使自己暴富的目的。如果選擇和平的途徑，那就是為了滿足全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遵循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諸業並舉，協調發展。同時與世界各國開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不同的選擇，帶來不同的結果。比如，日本的經濟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起先通過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周邊國家，掠走了巨額財富，使之一下子暴富起來。但好景不長，“失道寡助”，隨後日本被各國人民打敗了。戰敗的日本，不僅將從別國掠奪來的不義之財喪失殆盡，而且連自己的老本也賠進去了，使其國民經濟全面崩潰。戰後的日本，由於一改戰爭經濟的死路，走上了和平經濟的生路，幾十年的努力和勵精圖治，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可見，只要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那麼日本的經濟就會走出眼前的低迷狀態，登上的新高峰。否則，若改變和平憲法，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必然會重蹈覆轍，給本國、給鄰國、給世界再次帶來災難。再比如，中東的戰亂影響了該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東戰爭和巴以衝突不但給遭受失敗的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民造成巨大人員和財產損失，而且也大大影響了“戰勝國”以色列經濟的健康發展。薩達姆奉行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迷信武力，窮兵黷武，發動兩伊戰爭，出兵侵略科威特，掠奪科威特的財富，試圖一夜暴富，進而成為地區霸主，結果被虎視眈眈的美國抓住把柄，乘虛而入，不但自己成為階下囚，更悲慘的是全國民不聊生，滿目創痍，把一個資源豐富、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糟蹋得一塌糊塗。

很顯然，“戰爭經濟學”是死路一條，“和平經濟學”才是出路。任何一個國家，凡是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努力維護世界和平，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經濟發展。為此，不但要竭力避免軍事衝突和戰爭，而且就連貿易摩擦也要通過協商甚至妥協來處理，主動化解，避免發展成為貿易戰。特別今天，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資源、資本、技術、人才、勞動力、管理、資訊等等超出一國國界，實現全球大流通，以整個世界為市場，在全球範圍內不斷重組和整合。在此過程中，你競我爭，競爭越來越激烈。在激烈的競爭中，只有嚴格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才能確保貿易雙方的互競互長，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實現雙嬴甚至多嬴，否則，一方犧牲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其結果必然產生失衡，產生貧富懸殊，產生不滿意和憤恨，久而久之，不平則鳴，就會引發社會危機，政局動盪，甚至破壞和平，爆發戰爭，天下大亂，經濟蕭條，所謂的贏家因失去相互依存的對象而終究也會成為輸家。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仁愛精神和和平理念能夠從理性認知和愛心真情等層面去引導和培育今後全球化市場經濟中的公平競爭原則。比如，伊斯蘭文明所宣導的關愛近鄰、遠鄰的精神，實行睦鄰、親鄰、富鄰的原則，中華所強調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和氣生財”的原則，有助於兼顧處於不同發展水準的各個國家的利益和特殊關切，構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使各國走向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之路，使全球化進程朝著互利共嬴的方向健康發展。

注釋：

[1] 《論語·學而》

[2] 《孟子·公孫醜上》

[3] 《論語·顏淵》

[4] 《墨子·兼愛中》

[5] 同上。

[6] 《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7] 《麥迪那憲章》正文見穆罕默德·.海卡爾：《穆罕默德生平》，王永芳、趙桂雲譯，新華出版社1987年，195-198頁。

[8] 詳見穆罕默德·沙克爾：《伊斯蘭教史》，貝魯特伊斯蘭書局1985年，第166頁。

[9] 愛哈邁德·努發勒：《伊斯蘭文化》，約旦安瑪爾出版社1990年，第156頁。

[10] 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第54頁。

[11] 卡爾·布羅克爾曼：《伊斯蘭教各民族與國家史》，商務印書慣1985年，第363頁。

[12] 穆罕默·德努倫丁：《土耳其向何處去——執政的“正義與發展”党》，《阿拉伯人的未來》，阿拉伯文版，2003年第1期。

[13] 在清真寺宣禮塔上召喚禮拜的聲音。

[14] 據統計，2001年馬來西亞總人口為2252萬，其中華人為572萬。見廖小鍵：《馬來西亞的華人穆斯林——兼論不同文明的共存》，《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15] 同上。

[16]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馬來中心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78頁。

[17] 《論語·子路》

[18] 《禮記·中庸》

[19] ““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五代後周世宗的滅佛事件。

[20] 牟鐘鑒：《孔子的文化觀及其現代意義》，載《儒學現代性探索》，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21] 伊拉克戰爭不但使伊拉克人民遭受痛苦，而且戰爭的發動者美英等國也付出了高昂的生命、經濟、道義上的代價，尤其是美國的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由於戰爭帶來的油價攀升等原因，世界經濟也受影響。

[22] 《禮記·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