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飛:不見伊斯蘭-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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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飛:不見伊斯蘭

 

十九世紀著名穆斯林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篤(Muhammad Abduh),在1888年從巴黎返回開羅時寫道:“我去了西方,看到了伊斯蘭,而不是穆斯林;我回到了東方,看到了穆斯林,而不是伊斯蘭。”這種由伊斯蘭現代主義視角,參照近代西方的強勢與伊斯蘭世界的分崩離析所下的斷語,全面否定了其所在時代穆斯林代表伊斯蘭的資格。這種否定,是一位穆斯林思想家的自我深刻反省,以及對作為伊斯蘭載體的穆斯林社會落後于西方的嚴厲批判。十九世紀,于穆斯林而言,是一個刻骨銘心的世紀。這種否定,體現了其所在時代穆斯林社會形勢的嚴峻。

穆罕默德·阿布篤認為,穆斯林別無選擇地要面對現代社會。欲擺脫危機,必須進行社會體制改革。他認為伊斯蘭與現代知識是相通的,阻礙穆斯林走向現代的不是伊斯蘭,是穆斯林自己。基於此,他以愛資哈爾(AI-Azhar)這座千年宗教學府為中心,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教育改革,在傳統的教學體制內加進了數學、歷史、地理等新學科。他在沙裡亞(教法)上宣導伊智提哈德(創制),以充滿活力的新法學,以伊斯蘭的名義,來為穆斯林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開闢一條道路。

一百多年過去了,穆斯林社會的形勢依然嚴峻。十九世紀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們就穆斯林走向現代社會提出的兩個指標,一是掌握現代科學技術,一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如今看來都沒能完成。穆斯林即未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的引領者,如他們的前輩在中世紀那樣;也沒能建立起民主、穩定、高效的現代民族國家。二十世紀擺脫西方殖民統治而建立的穆斯林國家,絕大多數採取了專治政體,並在今天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專治政體的政治危機。

在今天的開羅,垃圾遍地,人心不古,M型社會,軍人政權,以及緊張的社會關係,是這座城市給人的印象。這與宣導清潔、道德、公平、秩序、和諧的伊斯蘭價值明顯不符。開羅是在1798年就已開始世俗化的穆斯林城市,但在它逐漸遠離伊斯蘭之後,卻未能成為一座像巴黎那樣的現代化大都市。相比而言,埃及的鄉村更接近這些伊斯蘭價值,只要它們離世俗化的都市足夠遠。

世俗化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文化共生現象,不是一個通過選擇就可以避免的選項,而是必須面對的挑戰,是穆斯林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趟過的“火溪”。世俗化的“除魅”(馬克斯·韋伯),或曰對神聖性的“侵蝕”(艾彌爾·塗爾幹),使其成為宗教及傳統的反動。在現代社會,所有宗教及傳統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世俗化的挑戰,伊斯蘭也不能例外。但是,穆罕默德·阿布篤所暢想的現代穆斯林國家,是一個能充分體現伊斯蘭價值的國家,而不是在世俗化過程中割斷它與伊斯蘭的根。

否則,現代化對穆斯林而言,將賠光自己的本錢,掉進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說的那個“玩笑”中:“採納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未及的20世紀西方精神危機。西方真誠地對世界開了一個無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時,買賣雙方都相信它是貨真價實的,結果卻不然。由於這一不幸,20世紀的精神危機使西方化的人類多數,比少數西方人更為苦惱;這種苦惱可能導致苦難。”

當今中東社會震盪,從某種意義上,是由伊斯蘭價值建立的穆斯林社會秩序在世俗化的衝擊下分崩離析,政治、經濟、文化脫離宗教試圖塑造一個新社會,而又不得。破舊立新,新秩序卻未能如期建立。用穆斯林哲學家賽義德·侯賽因·納斯爾(Seyyed Hossain Nasr)的觀點來說,中東社會震盪,是伊斯蘭作為向心力在穆斯林世界的喪失,穆斯林離開這個中心後向四周擴散,從而導致了各種“極端”的選擇。恢復秩序的有效方法,是重新確立伊斯蘭   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地位。

問題不是現代社會,也不是世俗化,而是穆斯林群體是否有足夠的才智來應對挑戰。如果伊斯蘭原有的知識體系無法應對這種挑戰,穆斯林知識份子就必須建構新的知識體系,使穆斯林在走向現代社會的同時,也能保持自己的宗教和傳統。如今看來,穆斯林群體尚不具備這種才智。

在近代西方的道路上,大學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為社會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撐。穆斯林世界的大學,尤其是傳統宗教大學,未能展現出這種力量。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最新排名中,全球800所大學,不見愛資哈爾身影。據康得的定義,大學的品性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它的生命,只有在此前提下,師生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與探究學術,從而引領社會發展。但穆斯林社會中的大學,因專治政體而無自由,無自由便無學術,惡性循環,造成知識的貧乏。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穆斯林社會的混亂是因為穆斯林的大學沒能培養出現代社會的公民。當我們在譴責穆斯林社會中的激進主義時,我們更應該譴責這個乏力甚至是失敗的教育制度。當我們的宗教領袖們在譴責恐怖主義時,他們更應該反思,他們如何放棄了社會的主命義務,讓社會走到如此地步?如果在後世需要有人為今天穆斯林社會的混亂承擔責任的話,烏裡瑪群體顯然要首先承擔這個責任。

穆罕默德·阿布篤只見穆斯林不見伊斯蘭的論斷說出一百多年後,今天又有穆斯林學者得出相似的結論。穆斯林經濟學家侯賽因·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曾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委員會,擔任過沙烏地阿拉伯財政部長特別顧問)進行了一項新的學術研究,通過研究《古蘭經》和聖訓得出的社會經濟指標,提出大多數西歐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更接近《古蘭經》規定的制度,而不是穆斯林國家。他通過對各國的調查發現,最符合《古蘭經》規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前三個國家依次是愛爾蘭、丹麥和盧森堡。在所有穆斯林國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馬來西亞,居於第33位,沙特則排在第93位。

阿斯卡里說:“伊斯蘭教是一種強調規則的社會秩序,幾乎所有規則都能在《古蘭經》中找到。”先知穆罕默德在麥迪那為市場制定了規則,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更接近這項規則。與資本主義不同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也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規定,富人要繳納天課(濟貧稅)用於窮人。這項制度使穆斯林社會在歷史上有效避免了富裕與貧窮兩級分化的M型社會的出現。

如今埃及所面臨的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說明伊斯蘭的經濟制度未得到落實。這個世俗政權,既未落實伊斯蘭的制度,也未走向西方民主,而是墮落為軍人獨裁政權。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腐敗,國家財富被當權者瓜分,民不聊生。埃及作為區域大國,這種阿拉伯病夫狀態,使整個穆斯林世界前景黯淡。

中東亂局,更與伊斯蘭和平的精神相去甚遠。沙特與伊朗,拉幫結派,勢不兩立。或與美國為伍,或與俄羅斯為伍。安拉則說:“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舍信道者而以不信道者為盟友,你們欲為真主立一個不利於你們的明證嗎?”(4:144)靠石油發家的海灣諸國,通過膚淺的現代建築的表像來詮釋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理解。當今穆斯林社會的這些現象,進一步印證了穆罕默德·阿布篤只見穆斯林不見伊斯蘭的論斷。而一百多年未有改觀,則說明穆斯林社會面臨嚴重危機,社會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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