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巴勒斯坦孩子在讀《古蘭經》。東方IC 資料

巴黎經歷的慘案，國際輿論都已通過聲明、行動，對受害方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同情，對罹難者給予了深切哀悼，對恐施暴者予以了道義上最嚴厲的譴責，是與非的結論是明顯的、清晰的。

這場災難，也攪動了國際輿論界。各種聲音不一而足。分析、評說這一重大國際事件十分正常，其中大多輿論對恐怖行為予以聲討、譴責，對受害方表達同情，都在情理和意料之中。的確，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今天世界的毒瘤，它所危害的不僅僅是法國等西方國家，受害更深的是傳統的伊斯蘭地區。

這些地區死於非命的無辜人民，人數遠遠超過了西方國家。宗教極端和任何類型的極端主義一樣，是人類需要共同消除的隱患。然而考察輿論的反應，涉及到事件的政治肇因、襲擊者的身份、其犯殺戮動機與觀念形成等一系列深層次的政治、宗教、文化、歷史問題，我們驚訝地發現人們則情緒大於理性，偏見壓倒睿智，印象取代了思考，殘缺資訊取代了客觀事實。

這一點國內輿論尤為突出，網路與新媒體則具有代表性。許多言論完全忽略了法國恐怖案背後的現實與歷史肇因，忘記了系統性、專業性知識在關鍵問題判斷中的重要性。其中，不難發現輿論的背後從肇事者到圍觀者存在著許多認知與邏輯上的錯位現象，更有濁浪滔天的言語暴力。譬如，將ISIS與伊斯蘭劃等號，將恐怖分子與穆斯林群體劃等號，將中國回族等其它穆斯林與恐怖分子劃等號;將歪曲了的中國歷史，與外國的歷史聯繫起來，來醜化、妖魔化伊斯蘭。

其實如果瞭解阿拉伯-伊斯蘭歷史，就不難發現IS對伊斯蘭教義和傳統的背離;如果讀過《古蘭經》，也不難發現IS對經典的背叛;如果瞭解伊斯蘭教義禁止無故殺人，也不難界定ISIS的殺戮性質;對照伊斯蘭教法，可以看出ISIS對它的徹底顛覆。人們認知的錯位在於：既不瞭解恐怖分子，也不理解法國文化，更不理解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義教法。

少數人對華夏民族中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民族同胞，尤其回族滿腹狐疑、惡言相向。誤解與恐慌，謠言與煽動，一哄而上，一些不讀書又懶於思考的人，乾脆僅憑自己道聼塗説而來的碎片化知識判斷形勢、定義世界，對自己最不熟悉的宗教領域信口開河，輕率地把罪惡歸因於某一特定宗教而不是號稱信仰宗教的少數人。把“恐怖分子是穆斯林”認知為“穆斯林是恐怖分子”，把《古蘭經》中提到的“卡菲爾”認定就是指所有非穆斯林，而且主動對號入座。在這裡讓我們先瞭解一下《世界穆斯林領袖們致ISIS首領公開信》依據教義和教法重申的伊斯蘭觀點：

第9條，在伊斯蘭中，宣告別人是非穆斯林是被禁止的，除非他(或她)公開宣稱自己不信仰伊斯蘭。

第13條，在伊斯蘭中，強迫他人皈依是被禁止的。

第14條，在伊斯蘭中，否認女性的權利是被禁止的。

16條，在伊斯蘭中，在不遵循保障正義與仁慈的正確程式的情況下執行刑罰是被禁止的。

不難看出，就以是否為穆斯林而言，判斷也是非常謹慎。“除非本人公開宣稱”是重要條件，而且“非穆斯林”又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卡菲爾”(不信道者)又是其中的少數。世界許多伊斯蘭學者毫不猶豫地認定，多數的中國人，不屬於不信道者。因為他們心中有敬畏，不然漢語中為什麼有那麼多與“天”有關的詞彙：天啟、天命、天經、天譴、天道、天網，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ISIS打著伊斯蘭旗號“替天行道”的居心實際是為了通過綁架伊斯蘭來尋求自己的合法性，當全世界的穆斯林主動與它切割的時候，他們不就成了孤家寡人，其烏托邦計畫不就泡湯了麼?倘若我們非要把ISIS當做伊斯蘭的代表而把它和伊斯蘭加以捆綁，自己站隊到“不信道者”的行列，其實正中了ISIS的下懷。

當一個擁有近17億人口，包含57個伊斯蘭國家，分佈於全球的伊斯蘭世界被推到中國的對立面，什麼人會暗自竊喜呢?誤解、扭曲事實、判斷錯誤是一方面，倘若由於誤判而危及國家戰略，更會造成難以挽回的被動局面。

要知道一帶一路沿線有三分之二的區域是屬於伊斯蘭國家。所以那種輕率認為伊斯蘭教義出了問題，提出要伊斯蘭進行“宗教改革”的言論，實際是非常輕浮的。因為有調查顯示，除少數人外，絕大多數的穆斯林認為伊斯蘭世界現存的問題除了外部因素，是穆斯林自身的問題，而非伊斯蘭教義的問題，這一點似乎出乎非穆斯林的意料。

所有這些輿論泡沫，不僅產生了疏離族群、製造隔閡、猜忌，增加仇恨的效果，而且一旦上升為團體、族群的行為，就會給國家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蒙上陰影，甚至帶來重大干擾。如果以這樣的思維參與國際合作與跨文化交流，同樣會貽笑大方。其實，我們就連本土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也所知甚少，更遑論三大一神教。缺乏歷史觀、文明觀、辯證觀，不僅會使我們的輿論產生混亂，會使人們的思想產生混亂，更有可能撕裂我們的中華民族。

從防患於未然的角度來看，其實早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世界就應該有一些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在堅定不移攜手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順應全球一體化大勢，從戰略上積極調整理念與政策其實是非必要的。和伊斯蘭世界一樣，中國也有深受殖民主義傷害的不堪記憶，也有維護主權的利益訴求。所以共同的命運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鏈。

從傳播戰略的角度看，為什麼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西方許多媒體在對《查理週刊》同行表示哀悼、同情外，都表示了對其週刊挑釁宗教神聖性的行為的不認可?這說明，法國人的錯位在於固執地用自己的價值觀處理危機，依照自己的價值觀來“自由地”行事。譬如，衝突是否是不可避免的?無端的挑釁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必要一方面把本來源於“地方性知識”的“言論自由”加以絕對化，而且上升為普遍性知識和倫理?同時，另一方面又無視另一種“禁止褻瀆神聖”的“地方性知識”，並拒絕它成為普遍性知識和倫理?同為西方國家，為何有些國家對挑釁性言論就有一定約束，而有的國家則加以鼓勵?一些宗教極端主義者會不會以此為由趁勢而起，號令天下而亂中坐大?有些西方國家“用自己的合法性去挑戰別人的合法性”，不斷挑釁褻瀆宗教的神聖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必要性究竟有多大?悲劇發生在一地，但教訓是全球的。在這一方面，中國的管理理念”民族宗教工作無小事“，不能不說是尤其明顯合理性的理念。

新世紀以來，法國採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不斷激化了業已存在的矛盾，從頭巾、查理週刊、到豬肉，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這些矛盾，起而號令天下。

透過這場輿論，可以發現全球化背景下已經開啟一帶一路建設大幕的中國民眾，還缺少一些必要的準備，比如說對內如何瞭解包容國內不同民族的亞文化，對外培養國際化眼光、跨文化思維、世界公民意識;學習、理解、讀懂他者文化，接納多元文明等。(在這裡順便推薦一本美國學者約翰.L.埃斯波西托和達麗亞.莫格海德基於蓋洛普調查寫成的書《誰代表伊斯蘭講話：十幾億穆斯林的真實想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晏瓊英、王宇潔、李維建譯)

國民的文明素養，將不但決定我們的認知，我們的表達，也決定著我們能走多遠。

關於作者

白貴，回族，教授、博士，現任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學科帶頭人，教育部首批國家級特色專業帶頭人 ，河北省高等學校省級重點學科新聞學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