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回歸先賢”（賽來非耶），許多人把它誤解為籠統地回到過去，哪怕這個“過去”是落後、頹廢、僵化的時代也罷。然而，格爾達成認為，伊斯蘭術語中這個詞並不是籠統地指稱過去，而是指伊斯蘭初期的人，是穆聖讚譽過的“穆斯林共同體的最佳時代”，他們在理解、信仰和行為方面更接近伊斯蘭。但格爾達威同時指出，“回到先賢”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成為他們的複製品，而是說我們要體現他們認知和行為中的方法論和精神，他們對待宗教和生活的態度和立場。例如，我們要回到他們對信仰的理解：簡樸、明確、清純，遠離凱拉姆學家的爭執，哲學家的複雜，迷信家的荒謬；回到他們對功課的理解：薰陶、明淨、謙恭，遠離形式主義的教條，異端分子的標新立異；回到他們對道德的理解：完整、積極、有力，遠離波斯的蘇菲雜質，印度的苦行主義；回到他們對沙裡亞的理解：富有彈性、海納百川，遠離本本主義的僵化，盲從者的因襲，杞人憂天者的苛刻；回到他們對生活的理解：生活有不變的法則，基於知識與行為的合一，遠離空想主義的幻想，膚淺之輩的臆測；回到他們對人的理解：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被賦予理性的殊榮，被授以責任的重托，是文明的創造者。遠離對人的宿命論理解和虛無論理解。

關於“回歸”，格爾達成在解釋聖訓“你們堅持我的道路，和正統哈裡發的道路”時說，正統哈裡發的道路，並非指他們的局部言論，如他們在法學、古蘭經注解等方面的個人見解；而是指他們理解伊斯蘭、實踐古蘭經、聖訓方面的“普遍方針”，他們的方法論和行為準則。格爾達威在其他場合用“維新的賽來非耶”來表達先賢精神，他指出，我們回歸的是先賢的方針，而不是他們的局部言論。然後他把兩者做了區別：先賢的方針即他們理解宗教、實踐宗教的總體方法。研究先賢的言論、行為和生平，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方針就是注重宗教的實質而不是形式，注重沙裡亞的宗旨而不是教條，注重行為的精神而不是表面，選取容易而不是困難，選取寬容而不是苛刻。至於局部言論，則受時間、地點、狀況的影響，隨這些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跟隨先賢的方針，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像他們一樣坐在地上，像他們一樣用手吃飯（而不用勺子、筷子等工具！），像他們一樣騎著駱駝去旅行，像他們一樣用土塊修建我們的房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這樣主張，除非個別人出於鍛煉謙恭意識、淡泊精神，偶爾這樣做也無大礙，但如果過分強調這些表面現象，把它視作宗教的精髓，把持不同見解者打為“犯罪”，由此去劃分“敵我”，則大謬不然，荒唐至極。

格爾達威認為，“賽來非耶”（先賢精神）的反對者和擁護者都在虐待“賽來非耶”：反對者把它描述成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賽來非耶”在他們看來意味著留長鬍鬚、縮短褲腳、婦女戴面紗、抨擊持不同意見者。而部分“賽來非耶”的宣教者卻在助長對“賽來非耶”的這種負面印象，他們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實質，注重局部而不注重整體，注重分歧問題而不注重認同問題，把自己的觀點視作不謬的真理，把不同意見者的觀點看作十足的謬誤。    格爾達威指出，伊斯蘭本身教導我們：宗教要不斷維新，真主每隔一段時間要為宗教預備一些維新家(Mujaddid)，證據是艾布·達伍德、哈肯等輯錄的聖訓：“每一百年的開頭，真主都要為穆斯林共同體派遣一些維新家，來更新他們的宗教。”既然使者明確提出這一理念，那麼，任何人沒有資格說宗教不可維新，因為任何人不比使者更懂伊斯蘭！關鍵是定義“維新”的概念、範圍和界限。“維新”並非是出臺一個伊斯蘭的“修訂”“增補”的新版，而是更新對伊斯蘭的理解，對伊斯蘭的信仰，更新對伊斯蘭的實踐和宣傳，因此，它是思想維新，信仰維新和實踐維新。

有些人以為先賢精神與維新思想必然是矛盾的，因為先賢精神意味著回到過去，而維新思想意味著面向未來。其實恰恰相反，真正的先賢精神和真正的維新思想之間有一種天然的默契，真正的先賢精神必然是維新的，而真正的維新思想必然符合先賢精神。先賢精神的核心就是維新，這一事實為伊斯蘭初期的歷史所證明：穆聖初到麥迪那時，要求聖門弟子為他統計所有信仰伊斯蘭的人數，結果是一千五百人。穆聖通過這種細微的統計，掌握穆斯林的力量，從而做到知彼知己，以便制定明智的戰略；與古來氏人簽訂侯德比亞條約，休戰十年，以便騰出時間向周邊國家的元首們傳達伊斯蘭的資訊；在聯軍戰役中採納波斯人賽裡芒·法爾西的建議，運用波斯人的壕溝戰術，有效地抵制了古來氏人的進攻……哈裡發艾布伯·克爾做出前所未有的舉動：把零散的古蘭經收集到一起，以免由於古蘭經背誦家的離世而使古蘭經散失；哈裡發歐麥爾第一次將伊拉克被征服的土地收歸國有，不再分配給戰士們，以保護子孫後代的權益。

研究早期穆斯林的歷史，研究歐麥爾、奧斯曼、阿裡、伊本·麥斯歐德、伊本·阿巴斯等聖門弟子及受他們影響的人的思想，他們的種種法塔瓦（宗教判斷），就不難發現，真正的先賢精神始終伴隨著維新思想，先賢的時代是維新與開放的時代，他們以靈活、寬容、博大的胸懷去理解宗教經典與今世利益，融合局部明文與整體宗旨。正因為如此，沙裡亞大法容納了進入伊斯蘭版圖的所有文明和宗教，並成功地解決了前無古人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迎來獨步中古的伊斯蘭科學文化。晚期的穆斯林逐漸遠離了這種寬容、維新精神，以“更謹慎”的藉口將“更便利”的沙裡亞宗旨取而代之，於是盲從之風蔓延，苛刻思想盛行，對前人的言論不敢越雷池一步。殊不知，他們所盲從的伊瑪目們本身嚴厲禁止盲從他們，禁止把他們的話視為金科玉律。奇怪的是，這一思想停頓時期，法學上的創制演繹、科學上的發明創造萬馬齊喑，而信仰、宗教中的異端創新(Bidah)卻大行其道，使伊斯蘭所定的穩定內容（信仰、功課）和通變內容（生活媒介、物質建設）完全顛倒。格爾達威不無感慨地說：當穆斯林還是真正的穆斯林的時候，他們在宗教事務中恪守、跟隨，在現世事務中創新、發明，於是他們成為世界文明的主人；然而，當他們偏離伊斯蘭的實質的時候，他們在宗教事務中“創造發明”，在現世事務中僵化不前！與伊斯蘭對他們的指示及伊斯蘭初期的歷史背道而馳。

縱觀歷史上的伊斯蘭維新運動，回歸與維新相得益彰。伊本·泰米葉(1263-1328)及其學生所代表的維新學派，既呼籲回歸古蘭經和聖訓，回到先賢及其理解，又提倡創制演繹(Ijtihad)、改革維新(Tajdeed)，抵制迷信和異端對穆斯林滲透的同時，提出大量富於智慧的新見解和新思想，對伊斯蘭思想史產生深遠影響；這一思想在以穆罕默德·阿布杜和穆罕默德·拉希德·利達(1865-1935)為代表的近代賽來非耶運動（或回歸與維新運動）中十分明顯：阿布杜提出解放思想，擺脫盲從，按照出現分歧前的先賢的方式去理解伊斯蘭，從第一源泉汲取知識養分，同時用自己獨特的理性思辨去發掘伊斯蘭于時代的意義。格爾達威看來，穆罕默德·拉希德·利達真正堪稱這一思潮的集大成者，比理性主義為主導的阿布杜更能代表賽來非耶思潮，利達的思想見證著他比自己的老師（阿布杜）更成熟、更恰當地解決經典與理性的關係。也許有人會把瓦哈布運動作為一個例外，它無疑是賽來非耶運動，溯源于伊本·泰米葉的學派，但它並非以維新(Tajdeed)和演繹(Ijti- had)而著稱。因此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阿馬拉稱它是“字面賽來非耶”，意指經訓字面化、條文化的傾向。也許這一傾向影響到目前歸屬賽來非耶的一些人，他們反對創制和維新，把它與異端相提並論。瓦哈布運動或許情有可原：它發起于遠離文明衝突的簡樸社會，遊牧生活是這個社會的主旋律，而當時瓦哈布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把人們從舉伴思想歸到認一論信仰，滌除他們功課中的異端、思想中的迷信。同時，伊本·瓦哈布呼籲回歸古蘭經和聖訓、擺脫極端學派主義方面功不可沒，儘管伊本·阿卜杜·瓦哈布沒有逾越這個層面，沒有像他的導師伊本·泰米葉那樣在恪守先賢精神的同時進行大量的演繹和維新，以至他的思想一直影響到後來的伊斯蘭復興運動。    格爾達威指出，我們的時代裡，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資訊傳遞空前未有，電腦、機器人的發明，人類基因組序列及許多尖端科技的發現，使人類的知識有了質的飛躍。作為“為世人選拔的最優秀的共同體”(古蘭經3：110)，穆斯林不應以“那是真主的機密”為由對這一切熟視無睹；對宇宙奧秘的探索、對新的生活媒體的發掘屬於“他把人類所不知道的教授給人”的範圍，是人類作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必然職責，是伊斯蘭所宣導的“維新運動”(Tajdeed)的組成部分。穆斯林應該像他們的先輩那樣，既在精神文明中領跑世界，又在物質建設中獨領風騷。歷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或維新運動，從安薩里(1058 -1111)、伊本·泰米葉到穆罕默德·阿布杜、哈桑·班納，是回歸與維新結合的不斷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