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者按語﹕以下是當代美國著名宗教歷史學家凱蘭'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教授的論文﹐題目是“以公正論使者”(Balancing the Prophet)﹐發表在英國學術刊物上。 凱蘭女士在2001年“9-11事件”之後連續發表了幾部在美國影響很大的伊斯蘭歷史著作﹐如《伊斯蘭簡明歷史》和《穆罕默德﹕我們這個時代的先知》。 她以公正的立場和冷靜的態度看待伊斯蘭的歷史和現在﹐是美國在伊斯蘭問題上的權威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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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人對穆斯林的仇恨從十字軍時代開始﹐因為那是一場徹底失敗的戰爭﹐八百年來仇恨難消﹐例如他們對先知穆罕默德的種種誹謗﹐一直延續到今天。 公元十二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會向穆斯林世界發動了侵略戰爭﹐殺人如麻﹐這是違背基督教精神的可恥行為﹐因為耶穌基督教誨基督徒要愛他們的敵人﹐不許可殺害無辜平民。 那個時候﹐歐洲的基督教教士們把穆罕默德描繪成一個惡霸軍閥﹐說他用刀劍創立了一個假宗教﹐名稱是“伊斯蘭”。

　　實際上﹐古代的歐洲教會對穆斯林發泄內心隱藏的私憤和嫉妒﹐因為當時的教皇正在制定教士們禁慾主義的法規﹐ 把男女關係說成是最骯髒的行為﹐因此穆罕默德被描述成慌淫無恥的好色之徒。 今天的伊斯蘭仇恨症﹐是在早先歷史誹謗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後來排斥中東閃族人群的種族主義﹐歧視猶太人和穆斯林﹐痛恨他們的不屈不撓精神。 從古到今﹐歐洲人都說﹐“他們”與“我們”是死對頭﹐是歐洲文明的“天敵”﹐不共戴天﹐必然發生一場你死我活的決斗。

　　這種思想始終活躍著﹐今天得以加強﹐因為穆斯林中確實有少數人利用伊斯蘭的名義發動了襲擊西方社會的恐怖活動﹐例如“9-11事件”。 舊仇新恨﹐構成了今日美國“世界反恐”戰爭的內在因素。 說句公道話﹐這些製造“9-11事件”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絕不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宗教﹐而是政治鬥爭的手段。 在任何宗教或意識形態中﹐凡是發生“原教旨主義”的時候﹐都不是正宗的思想主流。 二十世紀出現過許多穆斯林的思想家﹐他們在1950年代之前發表過許多著作﹐沒有一個人鼓吹所謂的“聖戰”﹐例如阿布-艾拉'矛杜迪(1903-1979)和賽義德'古圖布(1906-1966)﹐他們都主張逐步實現的社會改革。 他們深信﹐這樣的社會改革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他們的罪惡使歐洲人對穆斯林的歷史成見加深﹐並且找到了新的證據。 許多人希望看到穆斯林中有惡劣表現的人﹐證明是穆罕默德錯誤思想的惡果﹐而從不屑了解一些歷史的真相。 他們想當然地認定了穆斯林都是天生的壞胚子﹐創立了伊斯蘭信仰﹐在猶太與基督教的傳統中沒有這樣的基因。 美國作家羅伯特'斯賓塞(Robert Spencer)的觀點正中他們的下懷﹐他突然間變成了時代的偉大作家和文化勇士﹐因為他借機會表演﹐發表對伊斯蘭的各種歪曲言論。

　　斯賓塞研究伊斯蘭長達二十年之久﹐他抱定了毀滅伊斯蘭的決心﹐在各種著作中尋找伊斯蘭的紕謬﹐證明伊斯蘭是邪惡的宗教。 他是受到錯誤政治傾向誘導的學者﹐堅定不移地要否定伊斯蘭﹐所以能寫出充滿仇恨的書來﹐使西方的讀者感到壓抑和沮喪。 謊話說得太多了﹐只會使人感到不可信。 例如他在描述穆罕默德產生的歷史背景時﹐他所講述的阿拉伯半島公元七世紀的社會和文化﹐怪誕不經﹐扑朔迷離。 他的目的是為了證明穆罕默德生活的環境使他行為惡劣﹐結果適得其反﹐使讀者不敢相信是真話。

　　任何宗教﹐在社會實踐和信徒的表現中﹐都是多樣性的﹐魚龍混雜。 如果決心對任何一種宗教吹毛求疵﹐都不是一件難事﹐都能從他們的人群中找出不同一般的個別人來。 例如﹐他所引證的《古蘭經》經文﹐都是缺少前後連貫的思想體系﹐孤立一個詞組或短句﹐於是﹐借題發揮引向他想要恐嚇讀者的結論﹕穆斯林要殺害所有的猶太人和基督教徒。 他對《古蘭經》中大量對信士的善言引導一律視而不見﹐例如真主命令穆罕默德對非穆斯林說﹕“我不會崇拜你們所崇拜的﹐你們也不會崇拜我所崇拜的﹔ 你們有你們的報應﹐我也有我的報應。”(109﹕4-6)

　　我們比較各種宗教的歷史表現﹐例如猶太教或基督教﹐遠遠不如伊斯蘭對社會仁慈和寬容。 在伊斯蘭時代的西班牙﹐當時三大宗教的信徒和平共處﹐穆斯林統治者遵循《古蘭經》以平等和寬容對待其他信仰的民眾﹐為中世紀的歐洲樹立了光輝榜樣。 基督教的拜占廷帝國禁止猶太人居住在他們祖先的聖城耶路撒冷﹐而哈里法歐麥爾率領伊斯蘭大軍在公元638年從羅馬人手中奪取了這座聖城﹐發出通告﹐歡迎猶太人返回他們的老家﹐並且稱他們是彌賽亞(猶太人相信的救世主)的先驅子民。 斯賓塞對這個重要的史實不感興趣﹐在他的文章中只字不提。

　　穆斯林佔領耶路撒冷之後﹐一千四百年﹐同城中的猶太人從來沒有衝突﹐互相享有人間的太平。 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同穆斯林的矛盾是在西方製造了以色列建國之後新起的糾紛﹐是當地兩族民眾不幸的歷史新篇章。 當涉及到穆罕默德守衛麥地那和光復麥加的歷史﹐斯賓塞又在迴避真主對他使者的啟示﹐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措施﹐並且啟示他許多戰爭的道德原則﹐例如禁止侵略﹑禁止濫殺無辜﹑禁止破壞財產和自然環境。 斯賓塞不希望人們知道《古蘭經》引導信士同敵人和平談判和遵守協約的經文﹐也不如實敘述穆罕默德和平進入麥加城的歷史壯舉。

　　西方人對伊斯蘭普遍無知﹐知識一片空白﹐斯賓塞對無知的讀者以專家學者的外衣向他們灌輸扭曲的伊斯蘭形像﹐這是犯罪行為﹐至少缺少傳播知識的道德準線。 他的書﹐除了誤人子弟﹐製造社會混亂之外﹐對少數伊斯蘭極端份子有利﹐他們用來向民眾宣傳﹐西方人就是這樣仇恨穆斯林﹐從來不公正。 他們以此為理由﹐向西方人發動恐怖襲擊﹐因為斯賓塞製造了西方人仇恨穆斯林的假象。 在伊斯蘭“吉哈德”精神上﹐斯賓塞不厭其煩地大肆發揮穆斯林殺戮的理論根據﹐滿篇都是造謠和謊言﹐因為吉哈德的開始﹐是在穆罕默德的晚年﹐真主允許他拿起武器捍衛麥地那穆斯林社會的生命和財產。 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第一位繼承人哈里法阿布'伯克爾﹐得知邊遠地區有叛亂﹐他派遣軍隊去維持治安。 軍隊出發前﹐哈里法向出征的將士們訓話說﹐“不許可殺害婦女﹑兒童和老人”﹐“不許可臨陣脫逃﹐不許可焚燒房屋﹐不許可破壞莊稼”﹐大軍所過﹐秋毫無犯﹐堅守穆罕默德確立的戰爭道德規範。

　　在伊斯蘭的歷史長河中﹐戰爭的時期很短﹐和平的時期久長﹐即使在戰時﹐少數人上前線﹐多數人在後方過和平生活。 長期以來﹐對於絕大多數數穆斯林﹐吉哈德早已失去了戰爭的意義﹐而是促使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端正行為的精神調解閥﹐例如為維護正義事業的勤奮努力﹐以及與個人私慾和邪念的思想鬥爭。

　　在“9-11世界”之後﹐許多伊斯蘭學者出面向西方社會解釋﹐希望消除普通大眾對伊斯蘭的誤解和成見﹐例如塔里格'拉瑪丹教授。 他們面對當代西方社會的各種挑戰﹐據理力爭﹐例如穆斯林女子為什麼戴蓋頭﹑伊斯蘭許可多妻的法律意義﹑在麥地那時期穆罕默德對當地猶太人的政策。 這些論述﹐實事求是﹐以法學理論和歷史真相為根據﹐但在西方﹐聞所未聞﹐因此他們的解釋和資料應當是對西方人的知識補充﹐起到平衡作用。 拉瑪丹在概括穆斯林性格時﹐提出的三個要素﹕和善(ar-rafq)﹑寬容(al-ana)和堅守基本原則(al-hilm)﹐值得西方人深思。

　　拉瑪丹教授的許多文章和著作值得我們多讀﹐幫助西方的知識份子認識伊斯蘭的內在本質﹐也幫助許多人轉變態度。 有不少的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淺薄理念﹐經常提出這樣的幼稚問題﹐如“為什麼伊斯蘭中沒有出現過改良運動﹖” “為什麼穆斯林世界還沒有出現一個新的溫和派勢力﹖” 這樣的問題標誌著對伊斯蘭無知﹐只要西方人存在這樣的期待﹐就不可能公正對待穆斯林﹐東西方之間的和平不會很快實現。 可能我們等待到天荒地老﹐也不會看到這一天﹐因為內在的要素決定了伊斯蘭是不可能改變的。

　　(阿里編譯自Balancing the Prophet by Karen Armstrong﹔www.ft.com/cms/s/17f5b744-f5a6-a3fe-000b5df10621.html﹐伊光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