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現代化的需求

                                                                   ——法圖拉·葛蘭思想中的蘇菲觀與現代性 

湯姆斯·米切爾，S. J.[梵蒂岡]              冶福東  譯

　　　　　　　　　　　　　　　　　　　　　　　　一場宏大的時代論戰

    　“蘇菲”與“現代性”，當這兩個貌似南轅北轍的概念在法圖拉·葛蘭的大腦中聚首聯姻時，評價這樁“婚姻”無疑是一件頗為棘手的事情。
   　 首先，蘇菲通常被當作伊斯蘭的神秘傳統，它從來都未曾是一場顯著的宗教運動，而是一條思想與操行完全融合的道路——道路盡頭，追求的是對古蘭經更深刻地領悟、更忠實地遵行。一些非穆斯林學者，[1] 甚至是一些蘇菲們，[2]在給“蘇菲”作出一個簡潔定義時，都不可避免地遺漏了某些要素和重點——這些要素和重點對於不同時期的蘇菲卻可能具有核心的價值，而另一些與他們的真實不相符的、甚至相悖的特徵卻遭遇誇張和放大。
    　對於許多早期的蘇菲來說，生活簡樸、禁欲苦修就是真正遵行伊斯蘭道路的根本。有些蘇菲則強調愛是至關重要的，認為蘇菲的道路就是將愛與被愛的真主合而為一。還有人認為蘇菲就是一條心甘情願的路，信士在這條路上通過品質修煉和美德懿行而臻至“與真主意志的全美結合”——在這種狀態下，這位元神秘之士已經不再具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而只為尋求實現真主的意志。很多修士把這種道路視為獲取神秘知識的途徑，從中可以汲取永恆芬芳的真理和滋養心靈永不凋謝的智慧——心靈乃是真知灼見的花園。更有一些蘇菲則強調萬物的統一性，因而神秘的道路就是一場心靈的旅行，目的是達到一種認識：個體生命只是真主永恆意志在宇宙中、在一個人的人格深處的短暫表現。有些蘇菲則注重神秘的非常體驗，表現為各種沉醉入定的狀態，如神示的話語、幻覺、夢境等。也有一些蘇菲認為這條道路就是在心靈的寂靜洞穴中朝覲真主。
    　給蘇菲下定義，猶如魯米在《瑪斯納維》中描述的那個暗室大象的寓言：某地的人們從未見過大象，好事者從印度帶來一頭大象放在暗室裏供人們“展覽”。參觀者在黑暗中只能用手觸摸大象的樣子——有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於是就說“大象就像一個排水管。” 有人的手正好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於是說大象就像一把扇子。還有人的手正好摸到了大象的腿，於是說大象就像是柱子。另外一些人正好把手放在了大象的背上，於是他們堅持認為大象就像皇帝的寶座……就這樣，所有的人都堅持己見而無法說服對方[3]。
    　“現代性”的概念同樣難以定義。有人認為，“現代性”就是為了生活而採用科技進步手段的文化行為，並且用“新的”、而不是“前現代”或者“傳統”的方式來與他人進行聯繫。[4]布魯斯·勞倫斯（Bruce Lawrence）則把“現代性”定義為：一種人類生活的指標，首先受到法制化的不斷深入和日益完善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前現代時期無法想像的技術進步和全球交易的影響。[5]在有些人看來，現代性總是某種程度上的西方化。撒母耳·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文章和專著反映了很多西方決策者們的思想——當然，對於亨廷頓們來說，西方文明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憲法思想，人權，平等，自由，法制，民主，自由市場，政教分離”等等原則之上。[6]而那些對以上原則奉為圭臬的人，自然認為自己負有一種使命——應當對那些“依然深陷於落後、迷信和蒙昧的人們”進行啟蒙，讓他們理解並接受這些原則。
   　 這些原則發源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一些哲學觀點，如今則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或者說一種信仰系統，有些人稱之為“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對宗教權威的絕對主張、對宗教經典和倫理原則的公開表達都提出了挑戰，並要求“無論個人生活還是公眾事務，都要基於這樣的原則：改革勝於因循，數量勝於質量，批量生產、權力和利潤勝於對傳統價值觀和職業的同情。並且要求在這樣的社會價值觀的基礎上實現個人自治。在其烏托邦式的極端觀點中，還主張實現一種崇拜經濟策略、消費主宰一切的資本主義，以此作為技術進步的不二法門，並認為技術進步不僅能夠消弭社會動盪，還能夠根治生理病痛。”[7]
   　 將蘇菲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就意味著對這兩種備受崇奉的價值觀進行同台討論：一個主張清心寡欲、生活簡樸、熱愛真主、為主道獻身，追求一種科學實證主義所無法獲得的知識——一種心中有主的意識；另一個則是一種誇大個人權利的生活方式，主張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完成自我實現，相信科學乃是眾多生活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且宗教信仰應當被堅決摒除在政治和經濟的自治領域之外。
        這樣一對概念，如果被看作是相克相悖、互不相容的，那麼很顯然，結果必然是文明價值觀的衝突；然而，如果這兩條道路被看作是可以調和的，那麼接下來，就是針對文明生活方式的基礎性原則展開對話。——無論衝突或者對話，以蘇菲為生活方式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與高揚個人主義旗幟的世俗觀念之間的辯論，都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場宏大論戰——通過這場論戰，宗教思想家們的觀點將無可回避地被定義、歸類並貼上標籤，來辨識其精准度與可信度，並以此判斷他們對社會走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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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e-Marie Schimmel在處理“什麼是蘇菲？”這個問題時從來不下一個全面的定義，而是引用很多蘇菲和學者們對蘇菲的定義的一部分。《伊斯蘭的神秘主義向度（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3–22

[2] Ruwaym的描述最有可能來源於：“蘇菲就是愛真主勝於一切、而真主也愛他們勝於一切的那些人。”Cited in Schimmel，P：15

[3] Jalal al-Din Rumi，The Mathnawi-ye Ma”nawi， III：1259–1266， trans. Ibrahim Gamard，http://www.dar_al_masnavi.org/n.a_III_1259.html
[4] Asghar Ali Engineer，“伊斯蘭世界與現代主義危機”《伊斯蘭與現代（Islam and the Modern Age）》， 2002年1月
[5] Bruce Lawrence，《上帝的保衛者們（The Defenders of God）》 (倫敦: Tauris，1990)P：27
[6] 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97)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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